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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会情人节,终见鲜花礼

话说老农我最是爱热闹,常在情人节上窜下跳,吴说八道,乱吹猪尿泡。于是被朋友讽刺:“哼,贼心不死。人家年轻人过情人节,你发什么感慨!”

倒也是,情人节在国内流行得晚,所以热衷过节的都是二十来岁年青人。只是在海外,不要说西方,就是台湾也过了几十年了,最初流行时的年青人,如今垂垂老矣,但习惯依旧。现代人活到老,爱到老,你看人家余光中老先生,七十多岁时,情人节还给太太写诗:“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你问我情人哪一天过节/……/握住你的手,我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唯你的生日才是/我命中注定的情人节。”

何况当年在美国过第一个情人节时,小农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嘛。

那时,小农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个节日,尚未认真见识过,当天也没在意。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同在国际猪草联合中心学习的各国女同事,今天怎么唧唧喳喳话特别多?

美国有个人类学家唐纳德·E·布朗,写过一本题为《人类共性》(Human Universals)的书。人性到底由先天遗传决定还是由后天文化决定?在西方,从哲学到生物学,这是一场延续了百多年的大争论。布朗查阅了各种人类社会的调查,发现超越不同文化的人类普世共性多到超越我们想像,可见基因起相当作用,普世价值其实有生理基础。

比如,共性之一,就是飞短流长,特别当女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是人,不管是生活在巴布亚几内亚原始部落,还是西方工业社会,都喜欢传播小道消息。俺原来以为猪草机构里大家都人模人样地讨论猪界大事,待到咖啡桌边坐下,却发现聊的都是非猪新闻:某俄国猪倌喝多了,开会时脚步不稳坐错位置;某非洲国家的猪倌夫人在精品店偷乳罩,被监视店堂的摄像机拍下来了;诸如此类的。

情人节不但是飞短流长的大好日子,而且是验证流言蜚语的绝妙时机。

女翻译、女秘书一个个溜出去“侦察”了。她们的第一个发现是一位很漂亮的拉丁裔混血姑娘,前几年情人节收到花最多的,今天一枝都没有。然后有人想起前几天见到她躲在小会议室里哭得很伤心。“断了断了,肯定断了”,女士们下结论说。

她们的第二个发现是一位资深翻译的办公室内玫瑰怒放,而且都是昂贵的长茎红玫瑰,但她看上去并不快乐。她们说,这星期从星期一开始,每天有人送来一枝玫瑰。据说这位翻译正在闹离婚,估计是老公发动了“回心攻势”。

有人补充了一条花边,说是见她在地铁里读 Collette 的《Cheri》。小农对小说有兴趣,作者名字似乎听到过,忙问这是什么书。一位法国女士语带讽刺地问:难道你只懂英语吗?Sidonie-Cabrielle Colette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最知名的女作家,《Cheri》则是老女人热恋小男人的经典。俺也语带讽刺地说:这个题材,那是一定要法国女人来写的。

去年,老农回中心探望,见到那位资深翻译还在,如今升主管了。她见了老农笑嘻嘻地问:Do you miss me?老农赶紧笑着说:Yes, yes。

那位拉丁裔混血姑娘没人送花,花魁就让给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台湾女士。到这年龄,中国女人的优势便显示出来了。身段仍然很好,在海外看,腰还是细细的。据说她收到七盆花。有几个家伙盯着问:“谁送的,谁送的?”台湾女士笑笑:都是默默的钦慕者。

小农觉得这类飞短流长够残酷,但这还不是最残酷一幕。

下班时,那位台湾女士捧着一盆花回家了,大概是她丈夫送的。其余的花呢?

和小农同机赴美的一位女孩说:女厕所垃圾筒里塞满了花。现在里面没人,她说可以陪俺进去看看:看看你们男人花心的下场。——到底是祖国同胞啊,那时,大家对情人节还是颇有看法的,特别在时近春节的日子。

花的命运,其实老农在厨房里已经见到了。那些脸蛋还能露出垃圾筒的玫瑰,算是运气比较好的。被人用力倒插到筒底的,咱就不忍看了。

不知默默的钦慕者是否知晓,他们送的花,竟是蜷缩在垃圾筒底,无言默默褪红妆。

小农那时就猜到,再过十年八年,咱们这儿的情人节,想来也是这洋相。

咱农家第一个情人节,没人送俺巧克力,俺也没送人鲜花。唯一的收获是把 Collette 的《Cheri》找来读了一遍,觉得还是很好看的,结局也是回归道德的正道。不过,不敢让女同事们瞧见,怕被她们扯入办公室闲话的 rich imag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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