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继去年之后，居然再次颁给日本人。去年还算是三人共享，包括屠呦呦；今年居然只有一个大隅良典。本世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居然已有十七位，仅次于美国。

老农曾见@环球时报 主笔在微博说：“明天‘软实力’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来北大、人大讲学，据称在中国圈走十万美金以上；……中国学者到外国去讲是什么价？那么多年来，中国贸易是顺差，但知识始终是逆差。”很多革命同志认为：经济上去了，文化就该自动接着上去；贸易是顺差，那么离开知识顺差之日，也该屈指可数。强国人瞄准的目标是美国，不过，从美国的历史表现来看，经济和文化还真的可能不同步。

农文《文化第一难矣哉》（见《南方周末》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０日）曾谈到美国文学相对于经济的滞后。美国文化，特别是雅文化，至今排不上世界第一。若干年前，当时的瑞典皇家学院秘书长霍拉斯·恩达尔，解释美国作家为什么近二十年未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世界的文学中心仍然在欧洲，不在美国。他批评美国太闭塞，不与他国文学交流，这限制了美国作家。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法语作家克莱齐奥。

有网友读后指出：“何止是文化第一难，其实美国在ＧＤＰ成为世界第一之后很多年，诺奖成绩单一直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直到二战时期大量欧洲科学家流亡到美国，美国才成了世界第一科学大国。”这建议非常好，今天就换个角度，从科学方面来谈谈文化滞后于经济的现象。

根据比较保守的推算，美国总产值在１８９０年升为世界第一（还有估计更早的）。诺贝尔奖在１９０１年首次颁发。在经济第一多年之后，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收获如何？

研究诺贝尔奖的专家、美国丹佛大学已故世教授伯顿·费尔德曼在２０００年出版了一本书，《诺贝尔奖：关于天才、威望和争议的故事》（The Nobel Prize: The History of Genius, Controversy, and Prestige）。 他将科学奖的历史分作两段，从１９０１年到希特勒上台的１９３３年为第一段；之后为第二段。１９３３年之后，大批科学家逃离极权专制，来到美英等国，整个地改变了奖项的分布。

下面叙述，若非特别指出，皆限于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当美国人基本靠自己时，他们得过几个科学奖？上世纪前半期的领军学科是物理，成果最大，授奖最多。到１９３３年，共颁发了三十九个诺贝尔物理奖。其中有三位美国人，仅占８％。似乎成绩还不错，但试与欧洲列强比较一下。

费尔德曼书中列有比较表格。不过欧洲人的国籍并不那么分明。与其他资料逐人核对之后，农家统计与该书略有出入。按农家撒米数，法国同期有六人得奖，是美国的两倍；英国有八人，几乎是美国的三倍；德国有十一人，差不多是美国的四倍。就连小国荷兰都有四人。也就是说，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四十年之后，他们拿到的物理奖还比不过荷兰。

上段比较中，居里夫人的得奖国籍，按惯例算作法国，而不是出生地波兰；爱因斯坦的得奖国籍，按惯例算作德国，而不是入过籍的瑞士。

得到化学奖和医学奖的美国人，数量更少。这一时期的三十个化学奖，只有两个给了美国人；德英法都比美国多。美国人拿得最少的，就是大隅良典那个生理和医学奖。三十四个里面只中了一个；欧洲国家中相对落后的俄国，都得了两次呢。

虽然美国在二战前的诺贝尔科学奖数量远不如欧洲列强，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还是起了作用。上世纪初，正是当代物理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时期。美国人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贡献，三位物理奖获得者都是搞实验的。但搞实验要钱，要大量的钱。当欧洲都在扩军备战时，也只有美国拿得出来。

比如，在加利福尼亚的威尔逊峰，美国先后建造了六十英寸和一百英寸大型望远镜。这是全球当时最好的天文设备，埃德温·哈勃借此发现了红移现象——即河外星系的光谱线向长波一端移动，且移动量与它们至地球的距离成正比。爱因斯坦曾经趁着在美国开会，带上妻子去哈勃的天文台看红移。就这一发现对验证广义相对论的重要性而言，如果天文学成果归入物理，哈勃肯定要得诺贝尔奖，让美国人至少打平荷兰。无奈诺贝尔委员会要到哈勃去世后，才同意如此考量。

另外，美国积极建造回旋加速器，对物理学后来的发展居功厥伟。

作为一个孤例，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经验就是普遍规律。但美国的特例至少表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经济第一并不会自动带来科学上的国际声誉。毕竟，科学研究是一个长久的积累过程。促进这一过程，叫口号没用，拔苗助长式的奖励也没用。资金的大量投入，应该有用，但也不会立竿见影。其实，美国在诺贝尔奖数量上的关键转折，是二战前后大批外国科学家的流入。爱因斯坦来了；后来在１９４３年为美国挣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奥托·斯特恩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来了；二十八岁就成了俄国科学院最年轻院士、提出加速质子轰击原子核设想（这导致了回旋加速器的建造）的乔治·伽莫夫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来了。杨振宁、李政道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也不愿回国服务。这是政治体制的吸引力，作用更甚于经济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