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气象，孔夫子回聘又上岗。元旦后几天，天安门东侧，国家博物馆北门前，竖起了近十米高的孔子铜像。老夫子你总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们虽然还能知道国博里那些历史文物的名称，能否理解其精气神儿，怕就难说了。

少年时读《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丛书，数次遇到这类情节：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见到解放军将领，伸出手说某某我们是黄埔几期同学，旁边的低级军官或警卫（回忆录是低级军官和警卫写的）喝斥道，“放老实点！你现在是人民的敌人！”现在老夫子归来后再回想，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是按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礼节行事而已。

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传统文化不以政治立场划线而以道德划线，有君子小人之分，但无意识形态之别。试看一段《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中，关羽和徐晃战场相遇。“魏营门旗开处，徐晃出马，欠身而言曰：自别君侯，倏忽数载……兹幸得一见，深慰渴怀。”但他回过头来，就“回顾众将，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关羽惊问：“公明何出此言？”徐晃说：“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古人战场上各为其主，拼个你死我活；但私交上仍然互相敬重，如果对方确为道德君子。曹操也不会因为徐晃敢在战场上问候敌人，再奋战也要怀疑他立场不稳甚至是内奸，抓起来调查半年，查不出问题也要开除军籍。

传统文化这一特点，今天已经政治不正确。但政治不正确不等于不需要理解。只有理解了这一特点，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自己的历史。

新华社某高级编辑曾写过一篇文章，《友情超越党派》，谈她的父亲和国民党将领的交情。文章发在海外侨报上，国内媒体似乎未登过。她的父亲熊向晖是位传奇人物，解放战争时任胡宗南侍从副官，向延安传递了大量情报。但是，其父的许多国军同事，改革开放后居然来北京看望她父亲，彼此还谈笑风生的，私人关系好得很。

某次，这位编辑向一位张姓国军将领提出憋在她“心中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张将军说很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编辑愕然，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将军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各为其主而已，并没有意识形态引发的刻骨仇恨。这位张将军后来还写文章，称赞其父亲“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如果对方确为道德君子，战场上的各为其主并不妨碍个人私交。

台湾没有摧残过传统文化，张将军等老人仍然按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礼节行事。张将军要是当了解放军俘虏，见到熊向晖时，大概也要伸手叫“老弟”的。但我们这位编辑受的是红色教育，没有传统文化的底子，这就使得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无法理解与自己父亲有关的人情历史。

而且，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没有传统文化的底子，至少会妨碍理解与日本和韩国有关的历史。《环球时报》有位日本特约记者，他在题为《虎到绝路——中将吕公良之死》的文章中，说到国军新编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于１９４４年的许昌战役牺牲后，“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感到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其实，在按道德划分的传统文化里，血战到底的将士，受到敌我双方的普遍敬重，本是俯拾皆是的历史事实。日本将领为国军战殁将领立墓下葬的实例多的是，那里需要写什么“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之类的自以为钻进别人肚子里的蛔虫话。

前年红朝六十大庆，《南方周末》采访了献礼电视剧《解放》的编剧王朝柱。王朝柱说，有观众见到电视剧里陈毅表示要厚葬被击毙的国军新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对此提出质疑。王朝柱反问：“这样的情节我哪敢编啊？”他还说，有场戏被删去了，很可惜。老百姓推着车，拉着张灵甫的尸体要游街示众。解放军将领皮定均不允许这样做，他说要尊重张灵甫作为军人的人格。陈毅知道后也支持皮定均，还跟皮定均去看望七十四师的战俘。陈毅说：“你们可以向你们的领导遗体告别，我给他们穿上解放军的新衣服，因为没有你们的新衣服。”

陈毅元帅到底是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他也会礼葬国军将领，毕竟张灵甫他们英勇抗击过日本兵。这本是表现陈毅儒将风度的好史实、好情节，却给只受过红色教育的审查者删掉了。于是，历史硬被小家气的鸡贼们给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