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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莎翁,东方出茧翁

于1616年逝世的莎士比亚,到今年4月23日,整整归去四百年了。莎翁的伟大,实在不必多讲。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只要知道马克思这个德国人非常喜欢莎士比亚,在伦敦家里经常为家人和客人用英语大段大段背诵莎剧对话,就已经足够表明为什么我们应该读点莎翁著作。

如果为了避免孤证,一定要举第二个例子,那就讲江泽民同志也是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吧。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回忆录 A Journey(有译林出版社2011中译本《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李永学等译)中写道,参加了1997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当晚,他去旅馆会见江主席。江主席的丰富莎学知识令布莱克很惊讶,他这个牛津生都觉得有点儿招架不住,难以轻松谈笑对答。

无独有偶,在1616年,东方也有一位伟大剧作家离世,就是晚年自号“茧翁”的汤显祖。莎翁和茧翁,前者自然影响大得多,不但国际上如此,在今日国内也如此。而且茧翁的完整剧本只有四部,莎翁则一般认为写了三十七部剧本。不过,茧翁最佳作品《牡丹亭》(还魂记),却与莎翁名著《罗密欧和朱丽叶》,有着相当高的结构平行度。

比如,两部剧本都是先介绍男主角;然后是女方父母与女主角谈话。这里有东、西方社会发展之常:重男轻女,男主角先出场。而且少男可以自由活动,少女则由父母严加看管。然后又都有人情之常:都是父亲认为女儿还小,婚嫁尚早。在重男轻女的时代,男人不太注意女性心理;而母亲深知“女大不中留”,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然后又有习俗之常,出嫁年龄相似:杜丽娘十六岁,朱丽叶十四岁。似乎东方年龄略大,但李白有诗曰“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这“十四”还是虚龄。结婚必须有人证婚,罗密欧和朱丽叶有劳伦斯教士,柳梦梅和杜丽娘则有石道姑。即使瞒着夫母,证人也不可或缺,这样婚姻才为世人承认。在西方是宗教,是上帝面前宣了誓;在东方是伦理,所谓一女不嫁二夫。

类似习俗导致类似故事结构。后面要证婚,所以故事前面就要介绍劳伦斯教士和石道姑。舞台上能容纳的人物有限,参与秘密结婚的证婚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参与女方死后的秘密掘坟。开棺见人,当然是情节上的大相似;最大不同,则是一为喜剧一为悲剧。因为是喜剧,《牡丹亭》里杜太守和柳梦梅之间仅是误会。而《罗密欧和朱丽叶》是悲剧,两家父母间的鸿沟,竟由亲戚朋友鲜血划下而不可跨越。这一不同结局之外,东方和西方的前现代心灵之间,实在有太多相近之处。

不过《罗密欧和朱丽叶》里,朱丽叶的生死(假死)由药物控制;而《牡丹亭》里杜丽娘的生死则由鬼神操纵。按冯友兰的说法,中西文化之分岔的关键,在于中国文化缺了科学传统。

或许有略知华夏古典的人说:《水浒》里也有麻汗药和解药;或许有读过些西方经典的人说:莎翁其他剧本也有鬼鬼神神。不过,莎翁请神力做的,诸如预示命运、降风吹船、听懂兽语等,都是科学发展到今天也办不成的事。这一归纳是否很有趣?《罗密欧和朱丽叶》里的药,为劳伦斯教士研制,他是有社会地位的人;而《水浒》里制药的是强盗。这一身分的不同,是否有某些历史意义?这些区别,是否折射了不同社会对待科学的不同态度?

另一方面,茧翁的社会地位,显然比莎翁当时高得多。虽说“茧翁”意为蛰伏茧中,潜藏不出,汤显祖也在明朝做过几任官。而莎翁的生前声誉,还不如演他剧本的名演员——当然是男演员,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也只能是男的。这倒是流行文化惯例,至今如此:观众热烈追捧演艺明星;对潜藏明星背后,让明星讲出那些绝妙好词的写手则漠不关心。不过,莎翁写而优则商,买了剧组,发了点小财,盘下老家最贵的房产。连文化都这么早就成了大众商品,这个国家,到底是要最先走入资本主义的。

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昆剧,2008年去伦敦演出,最高票价47英镑。这个价格,也就是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场中等票价。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在各国纷纷上演莎剧以纪念莎翁去世四百周年之际,我们如何让《牡丹亭》的优美语言,仍然成为国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就算人教版高三课本有《牡丹亭》第十出“惊梦”选读,教师却比杜小姐还怕难为情,羞答答不愿解说少女情怀。兀的不急煞人也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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