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见到几位作家辗转传来的信。信中附的一封“号召”说：“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现排最前，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如果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如果中国人六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中国人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老农不由感慨：我们的作家还是很不错的嘛，也不是人人都在争网下鲁迅文学奖，也有不少人拚尽气力要争网上鲁炜爱国奖呢。

“抵制日货”这事，隔一阵就要叫唤一次。国人看法也很分歧。有已故前外交官说理性爱国，“之前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可是全球化进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产品９５％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不愚蠢吗？”@环球时报 社评（《准备与日本打“连环反制战”》，该报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则讲：“中日一旦发生‘连环反制战’，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不会比日本社会的损失更大。……日本技术的优势，遭到中国市场优势的平衡，而且市场作为报复工具，比技术工具更容易立竿见影。”看来，经济依赖度既可以作为不赞成“抵制日货”的论据，也可以作为痛打日本的武器。不过，这么争大概是争不明白的。实践是检验假设的唯一标准，要不，咱们干脆抵制一回试试，看看谁家先乱？

咱们现在讲“抵制日货”，细分有三种方式。一是个人自愿不买日货。消费者本人的自主选择，按美国人的说法，该归入《独立宣言》所讲的人生三大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之最后一条，他人不可剥夺。不过，这一方式显然效果有限，否则“抵制日货”就不必隔一阵叫唤一次了。似乎有不少强国人觉得用着日货挺幸福。

第二种方式是政府禁止日货进口。伟大领袖毛出习搞文革时就这样，市场上任何外国货都见不到。虽说缺吃少穿，买什么都要票，买块豆腐都要豆腐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熬过来了。内政上，俺相信《环球时报》所言：中日若打政府主导的“连环反制战”，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也能熬过来。只是世贸组织对政府的经济行为有很多限制，禁止进口日货，不但日本反对，其他国家物伤其类，也可能反对，牵扯太大。

第三种方式，不但有效而且政府不必直接出面。就是发动民间禁止买卖日货。

这一方式，上世纪三十年代颇为流行，可惜老农我未能躬逢其盛。幸好文学有反映，仍可窥见真相。比如，茅盾小说《林家铺子》。这部小说在１９５９年还拍了同名电影。

江南小镇。学生抵制日货，警告林老板的女儿不得穿日本衣料上学，否则剥下来烧。林老板发牢骚：“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东洋货，却偏偏找定了我们家来生事！哪一家洋广货铺子里不是堆足了东洋货，偏是我的铺子犯法，一定要封存！”林老板花了四百块钱贿赂“党部”，得以撕了商标当国货贱售。但年景不好，卖不出钱，最后铺子倒闭，林老板潜逃。借钱给他做生意的人来抢东西。其中有个张寡妇，混乱中丢了怀里的婴儿，她疯了。

茅盾并没有将林老板的遭遇完全归因于抵制日货，小说远比本篇短文能讲到的复杂，但一些基本环节至今通用。

假设大学生李四的爸爸不叫李刚，没有门路，只得借了钱自主创业，“山寨”一批索尼产品卖卖。除了盗用品牌，他和日本其实没关系。但大家都叫“抵制日货”，他的店也不敢开了。三个月还不出利息，按贷款合同的通常条件，大庄家（如国有银行）可称李四“赖帐”，有权要他连本带利一次还清。大庄家有势力，可以拿到清算的大头。在《林家铺子》里，就是恒源钱庄到林家铺子“守提”，“毫不顾面子地派人来提取了当天营业总数的八成”。民间融资渠道复杂，那些凑份子的亲戚朋友最倒霉，他们往往血本无归。李四的爷爷会蚀掉“棺材本”；在《林家铺子》里，就是朱三阿太这样的孤苦妇道人家发疯似地反复说：“少了我的钱，我拼老命！”民间并不理会破产法规（如果有的话），债主蜂拥而来拼命抢东西。拼不过的朱三阿太和张寡妇等，还要被前来解决“群体事件”的警察驱赶。

美国人有句话：All politics are local（所有政治都是当地利益之争）。天下没有纯粹的反帝运动，任何国家的反帝运动都一定夹杂着本土人士之间的利益争斗。鲁迅在《坟·杂忆》中讲得更直白：“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林家铺子》则又往深里走了一步，茅盾写出了愤恨“转移”之后，一系列非愤恨者所能预料的间接后果。

向那些传信的作家们强烈推荐《林家铺子》。毕竟，“市场作为报复工具，比技术工具更容易立竿见影”之类的宏论，只有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的党宣红痴才能讲；作家却可以描写市场波动里的底层挣扎。茅盾对笔下小人物的生活何等熟悉，读过之后，作家们不但对“抵制日货”会有具备历史深度的新认识，而且下次争茅盾文学奖也有了标尺，不至于辱没了前辈的英名。

（原载《南方周末》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０日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