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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娱秋雨,天外惊春雷

那是十来年前的事了。新世纪来临前夕,凤凰卫视办了个“千禧之旅”,行车几大文明之故地。余秋雨先生随行,回来后写了本游记《千年一叹》。记得读时常有怪异之感:这老余写的是什么呀?比如,就说最近新闻大热的埃及。该国为阿拉伯文化中心,出过唯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语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今年是马哈福兹去世五周年,但余秋雨到开罗时他还活着。老余文人,自然是想见见的。“一问,由于他年事已高,又是国宝式人物,见面需要在十天前向《金字塔报》一位叫乌维的编辑预约,我们已经等不得十天,只能作罢。”余先生接着介绍了马哈福兹行状,说到他1994年被人刺伤,突然就讲了句很是无厘头的话:“歹徒行凶的原因,据说是他早年的一个作品中,有揭露黑社会的内容。”  马哈福兹在他1959年的小说《街区的孩子们》里,描写了宗教人物与女性的关系,因此得罪了某些宗教权威。是宗教极端分子企图暗杀他,怎么会扯到黑社会?可怜马哈福兹,颈项被刺了一刀之后,穆巴拉克政府又借他的威望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文化部长带着一大群电视记者吵吵嚷嚷来到病房,宣称政府从来没禁过《街区的孩子们》。这本书在完成三十五年之后,终于得以在本国出版。

不妨作一对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奖主奈保尔也游历过很多国家。他没有写埃及游记,但写过伊朗游记。余秋雨也去了伊朗。奇怪的是,老余他们从伊拉克进伊朗去德黑兰,有两条公路干线,一条经过最大的拜火教神庙遗址,一条经过萨桑王朝的岩雕,两者都是联合国册封的人类文化遗产,他们不但不去,而且《千年一叹》中只字不提,估计是对伊斯兰传入伊朗之前的“异教文化”缺乏了解。其实余先生在伊朗一路想找的正是拜火教神庙,后来到东部的设拉子才找见一座,但那不是最大的。

试看奈保尔游记中的例子。他在伊朗圣城库姆,发现那里基本保持着中世纪状态。他见到古老回教学院的教员服装和牛津很像,就谈到中世纪欧洲大学与回教学院的渊源。他还发现那里的房子式样,类似于在南美洲见到的印第安人家居。回教建筑被阿拉伯入侵者带到西班牙,再由西班牙殖民者带到南美洲。奈保尔对伊朗1979年革命后以宗教领袖为国家最高领导的体制有看法,但他仍然谈到了伊斯兰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以一种含蓄而难以被政府利用的形式。

比较一下两人的文化和历史眼光,诺贝尔奖主真不是浪得虚名。

余秋雨先生肯定不是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为什么写到国外的事情就令人有怪异之感?当他读唐诗宋词时,写的散文很可以看看;应该是他读的当代书、看的当代报有问题,吃得墨水不对,导致笔尖时时打滑。

新华社去年很神气,一副要当世界头号通讯社的样子。如今国家有钱,要搞到从业人数世界第一、分社全球最多,这个并不难。但这次埃及民变证明,要做到报道的质量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读者看了能够当资料写文章,根本就是新华社的 Mission Impossible 。从1月25日到2月11日的十八天埃及民变期间,新华社要到1月30日,才发了篇不到三百字的通稿,说是“在总统穆巴拉克的要求下,以总理纳齐夫为首的埃及政府当天已集体辞职”。

所以笔者常常劝人读小说。读主旋律新闻或某些国际关系专家写的大部头,还不如读外国小说。比如,马哈福兹1945年出版的小说《新开罗》(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译者冯佐库)。书中描写四个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分别代表当时的四股潮流:社会主义、宗教保守主义、专业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是笔者给他们套的帽子)。虚无主义者既不相信宗教保守主义者的旧道德,又对社会主义者的新道德不感兴趣,他娶了上司的情妇,为上司的婚外情打掩护;上司则给他很多好处。今日埃及种种问题,书里都有了:各路政治势力的斗争,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本土文化的反击,政府机构的极端腐败,青年人在新旧习俗破立之间的迷惘……

小说结尾,两位好朋友社会主义者(世俗派)和宗教保守主义者一起去吃饭时说:我们将来会成为不共载天的敌人。这是马哈福兹本人的经历。他年青时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他也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理论祖师赛义德·库特布相识,库特布还是最早评论他小说的人。但后来要杀害马哈福兹的,正是库特布的徒子徒孙。两者间的对立,也正是埃及民变的春雷之惊之后,人们担心的一种可能走向。

六十六年之前的小说,有时比我们当前的新闻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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