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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中代数,读托尔斯泰

美国的夏日,是很多人躺在沙滩上放松心情读小说的季节。国内似乎天气温度和政治温度都很高,天大热,歌大唱,人滚红。游逛在外,没有那么多政治,比较无聊,还是来谈文学。

年初在网上见到一则来自《光明日报》(1月3日)的短讯,《美国文学在捣鼓啥?》。短讯说,有研究者对1985年至2009年间获得普利策奖的二十五部小 说作了归纳,“得出美国文学的六个主题:真实再现历史,继承传统文学的主题;重塑英雄形象;真实再现美国历史;文化融合与冲突;关注美国现实的热点问题; 歌颂朴素而真挚的感情”。结论是“看来,美国文学的目标很明确,即唤起民众对美国历史和传统的重视和热爱,对社会现实密切而持久的关注”。

美国文学当然不像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相信的那样,只是鼓吹侵略,亡我之心不死。但讲得如此政治正确,不但对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客观描述,还提炼出“目标很 明确”之类的作家群体主观用意,是不是错把美国当重庆了?如果你还记得中学里读的统计入门,就知道普利策得奖作品只能说明该奖的倾向;当作美国文学抽样样 本,则必然存在系统误差。

上面的短讯,本人其实是从北大中文系“左岸”网站看来的(但与报纸作了核对)。猜想“左岸”的同学并不是要美化美国,而是要挤兑中国作家。只是当今之世,如果缺乏中学理科知识,特别是缺乏中学数学知识,分分钟可能讲错话,尤其是谈学术的时候。

其实,那种两大目标六大主题的说法,用在文学上总让人觉得可疑。托尔斯泰曾经给一位评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朋友写信说:你讲的都是对的,但不是我要说 的,如果我要把通过小说想说的事情再用文字表达出来,我只能再写一部字字相同的小说。如果把“美国”换成“俄国”,上述两大目标六大主题个个适用于《安 娜·卡列尼娜》——甚至连“文化融合与冲突”都有,书中有西欧文化和俄国本土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然后托翁会把对朋友讲过的话给中国朋友再说一遍。这种政 治正确的概括,甚至概括不了一个作家。

《南方周末》网站不久前在讨论“理科生哪来的优越感”,似乎都是文科生在抱怨。如果不谈毕业后钱谁挣得多的世俗标准,文科理科确实谈不上孰优孰劣,文科生 的抱怨有道理。但抱怨是天下最没用的行为,除了安慰自己之外,既于事无补也不会令人进步。所以美国有句经常听到的劝告话:Don't be whining(还是做点实事吧)。文科生与其抱怨理科生抱怨文科生讲话没逻辑,还不如把中学数学课本温习一遍。

有了中学理科知识,下回再有理科生讲文科生没逻辑,你就给他逻辑一下子。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太出名,很多理科生都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可以如此逻辑地理解:要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需要满足许多条件,心理学家们对此有很多研究,诸如文化程度相近、有 幽默感、性生活和谐、经济稳定,等等。假设从A到Z有二十六个。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家庭就可能是不幸的。所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都要满足所有二十 六个条件;而不幸的家庭,未满足的条件各自不同,或许仅是一个条件不满足,或许有三个条件不满足,或许十三个、甚至二十六个条件都不满足。每个家庭都有自 己独特的不幸组合,因此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学过高中代数就知道,根据二项式原理,至少有一个条件遭到破坏的组合,总数为2的26次方(严格地讲,其中还包括没有条件被破坏的幸福家庭这一组合)。这是六千七百万的量级。不幸的家庭确实各有各的不幸。

一定会有人说:这类计算于文学很无聊。但是,你读《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未必上来就意识到,其中蕴藏着幸福的家庭极其稀少、不幸的家庭却比比皆是的大 沉痛。小说中的家庭,除了列文和吉蒂这一对,都是不幸的。即使是列文,结婚三个月后,虽然觉得很幸福,却也感叹说:婚前就像在岸边看人划船,多么悠闲,多 么顺畅;但当你自己坐到船上,就会发现看似平静的水里有漩涡有逆流,还会有累到不想划的时候。

“无聊”的计算一下子就告诉你:幸福的家庭只有一种可能状态,不幸的家庭却有无数种可能状态,堕入不幸家庭的几率要大得太多。而且成为不幸家庭的可能性, 按幸福家庭必须满足的条件数而指数增长。现代社会,生活复杂,人很个性化,价值观相差很大。如果夫妻间要匹配的条件数在增长,又缺乏宗族、信仰和法律等强 有力的外部约束,那么不幸的组合就会越来越多。托尔斯泰的名言,也正是写在俄国宗法社会瓦解的时代。

然后,就是理科生也不得不佩服托翁的伟大。直接写明幸福家庭少、不幸家庭多,那就俗了。比起直陈事实的理工叙述,文学的直觉表达确实有其优美隽永之处。

甚至托翁都可能笑着接受这种变直觉为天理的阐述,而不是婉转地请你再去读小说。如果自信能让托翁会心微笑,理科生的抱怨也就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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