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又是母亲节（５月１３日）。这一年来最著名的母亲，大概非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莫属。她不但自己辛苦，还带动了全世界无数母亲一起辛苦。

去年新年伊始，蔡美儿在美国投放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她在１月８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为什么华人母亲胜一筹》——其实是她的新书《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之摘录——声称华人家长的严厉管教（比如蔡美儿强制两个女儿学钢琴和小提琴）让孩子在美国表现杰出，她的大女儿蔡思慧被哈佛和耶鲁同时录取；而西方父母却在“尊重儿童个性”的口实下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大争论立即爆发。据《时代》杂志报道，短短几天内，全球有一百余万人在网上阅读了相关消息，五千多人发表评论。

老农为同胞攒版税，特意去书店买书。见到架子上没有，转向店员询问。一位年青男店员一听就说，他知道这本书，女朋友跟他谈起过。他很激动地说：这女人迫害儿童！老农说：她并没有体罚两个女儿。店员反驳：难道精神迫害就是允许的吗？他说他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他知道什么是华人教育。他的祖母是华人，有二分之一华人血统的父亲总是指责他学习成绩不够好。看着这老兄像是要忆中式管教之苦、思美式放纵之甜的样子，老农转移话题，指着他胸前名牌问：那你从哪里得来的犹太名字 Aaron？店员说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老农赶紧说蔡美儿的丈夫也是犹太人。这信息似乎让他和蔡教授建立了某种隐密联系，店员的脸色放松下来。咱俩聊了一阵华人和犹太人的匹配之处，美国怎么有那么多华犹亲家，然后店员去仓库里翻出仅剩的一本《虎妈战歌》。

当卖书的对你说书不好时，你就知道这书引起的话题有多热了。

蔡美儿上一次出书，是２００７年的《帝国盛世》（Day of Empire: How Hyperpower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 and Why They Fall）。她在书中提出一个观察：历史上的支配性大国，从古罗马到当今美国，还有从太宗到玄宗的我国大唐盛世，都以一种政策性的宽容，吸引国内国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为己所用。也只有放手使用全球人才，才能成为全球大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当然是一个大国，但从这一观察出发，蔡美儿认为红朝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支配性全球大国。《虎妈战歌》这本书，或许可以算作她的大国观察之家政应用：怎样结合不同文化的长处，培养子女成才。

网上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就像几乎所有网上争论一样，只是用归纳出来的简单口号划出似乎界限分明的战线，让没有时间或懒得审查第一手资料的人也能“发现”自己的立场。归纳过程中略去了无数细节，而真正有意思的材料，往往就在这些细节之中。其实《虎妈战歌》这本书，写的并不只是中美文化之争，更是有传统和无传统之别。

蔡美儿的家法，依托着一个悠久的传统。她说蔡家祖先曾为明神宗管历法。老农给她算来，或许其先祖还和利马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争论过中西历法。蔡美儿说，她家客厅里，至今放着一本先祖阐述《周易》的著作（复印本）。蔡美儿的父亲蔡少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颇有名气的计算机教授。蔡美儿说她有家族的名誉要传承。她甚至引用了“富不过三代”的中国老话，说不能让孩子在富裕生活中退化，必须对她们严格要求。

虽说女儿传承家声，并非华夏古礼，考虑到她的父亲只有四个女儿，而蔡美儿是老大，倒也可以理解。而且，由于是双语家庭，她可以让两个女儿中文姓蔡，只在英文里冠其父姓 Rubenfeld。所以也算是继承了家族的姓氏。

这是海外华人的特点。他们的华夏文明传统并没有被红共革命摧毁，他们仍然有传递文化火炬的历史使命感。

因为背靠华夏传统，又有强烈使命感，所以蔡美儿很肯定地认为自己知道应该赶着孩子做什么。这种确定性，正是美国家长所没有的，特别是蔡美儿那些学院左派同事所没有的。他们没有传统宗教信仰的确定性；在六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政治正确”冲击下，他们甚至不能肯定，该为孩子作出的世俗选择是什么。他们只能举着“尊重儿童”的旗号让孩子自己探索，他们根本学不了蔡美儿。

美国从前在国际测试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总是垫底，从前他们和欧洲差不多。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的激进学生开始管事了，他们引入的教育改革，造成了目前美国公立教育水准低下的局面。

这一所谓的教育改革，要求教师不灌输，甚至不讲课，让学生自己寻找发现规律性。启发式教育当然好，但到底怎么来启发，这争论就大了。人类搞了几千年只搞出一套拼音字母（世界上所有的拼音字母都来自唯一一套原版），儿童能自发地发现辅音和元音吗？不强灌行不行？美国很多州县至今还在试验：不教拼音规则，让孩子在阅读中自己发现。结果阅读能力大幅下降。由小布什总统提出、国会２００１年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法（ＮＣＬＢ，No Child Left Behind），规定要按科学证明有效的方法教阅读——其实就是要求教拼音规则。美国很多学校的教师至今抗拒。

类似的，小学生连乘法表都不背，运算极其缓慢。心算５０除２，可以难倒一个班。他们到了中学就不会归并和搬移代数项，理解不了代数基本概念。结果代数成了造成中学生退学的最大杀手。

在老农看来，拼音规则和乘法表等，就是要强灌和死记硬背的。从文字里读出什么内容来，心算乘法有什么诀窍，这可以在与学生的论难中引导启发。蔡美儿书中说得好：苦练死记的作用，在美国被严重低估了。

另一方面，蔡美儿故国的中国妈，同样学不了蔡美儿。虽然她因生于１９６２年（属虎）而自称“虎妈”，显得很中国；其实蔡美儿生在美国，一路读的都是美国学校，她也是地道美国人。蔡美儿所谓“强制”女儿，毕竟还是美国式的 giving and taking，有取亦有予。女儿可以打商量，可以还嘴，可以讨价还价，甚至可以争争吵吵。练琴是强制的，但孩子的情绪也是有疏散管道的。这种美国式讲理的能力和习惯，在红朝是大面积缺乏。

中国妈学习蔡美儿，相对容易的地方，是像她那样了解强制孩子学习的内容，至少达到中学程度，从而使自己的强制有具体针对性，落实到细节上。蔡美儿幼年练过琴，她能听出孩子练习时的问题，何处音不准，何处节奏要加快，等等，所以她的强制有效果。抽象地要求孩子认真读书，远不如一起坐下来，摊开本子看一看，到底哪一部分内容没搞懂。

不过，华夏文明传统已被摧毁，现在的中国人，如同美国人，同样缺乏那种知道应该赶着孩子做什么的确定性。

与《虎妈战歌》同时在去年１月初出版的，有一本讨论西方哲学的书，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休伯特·德赖弗斯和哈佛大学教授多兰斯·凯利合著。他们说，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从宗教走向世俗，不再有一个统一的传统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指导。人们缺乏作出重要选择的伦理基础，每个人必须自己为自己发现生命的意义。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做不好这件事，由此导致普遍的忧虑。

其实四百年前莎士比亚已经写过了。王子哈姆雷特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读哲学，那是马丁·路德身为神学教授，在教堂门上贴出批评教廷腐败的《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宗教改革巨浪的所在。王子在剧中对一系列社会现象和思想争论作了无数质询，他是一位开始怀疑神学戒律的人文主义者。代价是他失去了传统，不知如何做出重要选择，他甚至无法决定是否应该为父亲报仇。

德赖弗斯和凯利说，美国人的补救方式是抓住眼前的席卷性事件，比如体育比赛时突然进球引起的全场骚动，球迷们在这一瞬间内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当蔡美儿的二女儿终于争得自我选择的机会时，她选择的确实是体育运动——女选手很出风头的网球。

一时想不出红朝人的补救方式是什么。几千人，几万人，围着领导一起唱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