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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有秘诀,国旧很难学

 

现在大家都讲软实力。美国的软实力有多强,可以有很多争论。美国大学里,不少左派教授直斥美国文化为“垃圾”。不过有一条基本无异议: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学院左派比较能接受的一种解释是移民和其他文化的输入。比如晶片和微处理器厂家 Intel,其创始人是匈牙利难民;来自俄国的犹太人移民则是 Google 两位创始人之一;高科技人最崇拜的已故世“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则深受旧金山湾区嬉皮文化的影响。嬉皮文化虽在美国发起,来源却五花八门,其中有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对另类生活方式的宽容,有欧洲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还有从日本转口的东方禅宗对内心感觉的注重,等等。

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缺乏人际关系资本的新移民,年青时行为有些怪诞的乔布斯,能在美国脱颖而出?美国技术创新的秘诀是什么?——若要探讨思想根源,就要追溯到《美国独立宣言》了:“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这里所讲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现在听着似乎如陈词滥调,但在1776年7月4日《宣言》通过之时,却是划时代的新说法。

基督徒原本认为世上没有幸福,生活就是受难,幸福仅在天堂之中。直到十三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才承认现世也有幸福(但最大的幸福仍在天堂)。现世有幸福,则相当于人在现世有一些维护幸福所必需的权利。英国十七世纪政治学家约翰·洛克将这一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归结为生命、自由和财产三项。那时,英国人将“幸福”理解为好运气,运气好坏的判据为是否发财,所以(拥有)财产被认作自然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则将洛克的“财产”这一项作了个新教伦理式的改写,变为“追求幸福”——你不是天生具有享受幸福的权力,而是必须自己追求。

这一说法的独特性,与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个比较即可看出。《世界人权宣言》里没有这一追求幸福的权利,倒是宣称“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国际上各种权利公约通常只讲做人有幸福的权利,而不会说做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人根据《独立宣言》这个独特道理,于是就追求,就奋斗,就创新,就挣钱。从电灯、电话到汽车、飞机到晶体管、计算机到互联网、社交网站,一路发明一路发财。为保障这些权利而建立的政府,则保障发的财为创新者所得;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的基督教训诫,则让人在离世前散财行善。

但事物都有两面,自由资本主义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有负面作用。美国的技术创新者,多为白种男青年。一是他们从家庭继承了较多的工业技巧,二是他们能拿出大把时间。就挣取财产而言,他们比承担家务较多的女人和文化相对落后的黑人等少数族裔要占优势。于是,即使没有法律明文,也会有一种社会压力,要求工作场所更“公平”:给予女性、低文化少数族裔和资深员工某些与工作能力仅有弱相关的补偿。这会使最有创新能力的那部分男性青年逐渐离开这一领域,发展速度就减缓下来,其他国家就有了超越的机会。

不久前,一位在风险投资公司任职的女士,控告公司歧视。她觉得自己在公司内升迁太慢。《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官司让人们开始注意高科技行业的女性地位问题。还有,自乔布斯去世后,“苹果”公司半年来连续遭到负面舆论打击,要求他们将装配线设在美国,让美国工人也能分享创新带来的工作机会。如果“苹果”等公司不再能专注于设计,而是必须花大量精力去解决装配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和最低工资之类的问题,那么硅谷被中国超越的日子,大概不会很远。

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发现,设计、研究等部门其实需要生产线紧密配合。比如,晶片设计软件可以模拟大量实际考虑,但最后见真章,还是要烧个几片后看物理测试。如果美国国内仍然保有一条生产线,那问题不大。要是生产线全部设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相当一部分设计、研究工作早晚也要搬过去。所以,那位创建了 Intel 的前匈牙利难民, 最近出来发警告。他说美国的外包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包下去,高端职位也要开始流失了。如果“苹果”等公司完全不管装配线,那么硅谷被中国超越,也是早晚间的事。

最近,世界四大会计公司之一的KPMG对全球六百五十多位高科技主管作了前景调查。一半主管认为:硅谷的领先地位将在2016年左右结束,最有可能取代硅谷的是中国。这一预测,从中国角度看,显得过于乐观。但是,国内信息工业在十年内领先美国,则是完全可能的。

但这不等于说美国必然落败。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上世纪曾受到两次挑战。一次是五十年代末,苏联卫星上天,美国似乎落后了。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日本电子产品全面占领美国市场,纽约每年放置圣诞“市树”的洛克菲勒中心都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人似乎要给日本老板打工了。只是二十年一过,美国依然遥遥领先。

列宁在1916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将扼杀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力,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所以说是“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列宁正确地看到了垄断的危害;他当时未能见到的是,即使某个行业出现高度垄断,技术创新可以开拓全新的行业。比如,列宁谈到铁路的垄断,而“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他当时未能见到的是二十年后美国将大建高速公路网,铁路运输将被公路运输逐渐挤占。

后来,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通过对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研究,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改造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学说——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旧行业的沉沦。但日本庞大的株式会社和苏联的国家垄断,都会阻碍旧产业的被毁灭。他们能创新式地应用已有技术,却不能像美国那样快速采用全新技术,根本不管旧行业是否因此衰落甚至破产——追求幸福的另一面是追求不成得认输。苏联在电子革命中落后了,日本在计算机革命中落后了。美国即使在信息领域落败了,或许也会开创全新的其他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领域,比如大规模应用机器人。谁知道呢?——毕竟,创新是不可预测的。

(本文已于7月6日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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