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网络疯传：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莫言和村上春树两者选一。据说西方赌场盘口还是莫言大一些。老农最喜欢的就是架秧子起哄，赶紧从猪草篓底翻出一篇五年前——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写的文章，作些与时俱进的修订，巴巴地贴上来。

话说这“十年奋进，十年辉煌”，诺贝尔奖年年都发，却是一年一度与红朝无缘。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最气不过的是，连文学奖都要吃咱们豆腐，好像大红朝每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都白出了似的。虽说有过一个高行健，但主旋律舆论只当他是法国作家。于是，一年一度，总有好同志或痛苦或愤怒地追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皇家学院那几个老头儿也是可怜，其实他们做梦都想给中国人发诺奖，而且想了一世纪。１９１３年泰戈尔得奖后；应该就会想到中国的奖项，否则，１９３８年何必挑选赛珍珠？老头儿都能读英文，未必觉得赛珍珠英文有多棒，还不是因为她写了中国农民？现在若有机会跟老头们聊聊，一定会发现他们真诚地想给“不读外文书，一生在大陆”的中国作家发个奖。可人家是百年老店，有传统和牌子要维护。给你发奖可以，但你也要有点东西，能让他写在颁奖词里吧？

什么东东可以写进颁奖词呢？老头们能读英法德文，但其他语言的玩艺，必须能过翻译关。你说中文写得多漂亮！这没用，漂亮中文未必译得成漂亮西文。马悦然说有位曹警察的方言写作如何美妙，但是，单靠这一条得奖，相当于别的评委全都放弃自己的判断而专听马老大的。都是眼高于顶的人，要他们服从，谈何容易。马老大一等一好人，老派绅士。女作家在他身边如沐春风，他永远走在外道，而且那么自然。但是，能否摆平王家学院那些骄傲的男同事，却是另一回事。

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基本保持原状的，首先是作品的结构。结构可以相对独立于语言。比较文学要在结构主义兴起后才成为显学，这不是偶然的。你有新奇而精致的结构，就比较容易被选中。

高行健有这玩艺。《灵山》里三种人称的交织叙述，有多少读者看得懂且不论，至少写在颁奖词里还是满光彩的。另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也是有这玩艺的。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表面上看，狗啊马啊还有树啊都会自己讲话，实际上这些都是细密画家为姨夫画的画，他们在咖啡馆再随手画在纸上，让说书人编故事。所以被害的高雅先生身上才会有那幅马的素描，而破案线索就从这里展开。

第二就是思想或思想的冲突，这玩艺也是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仍然保持个七七八八的。但所谓有思想，很难定义，缺乏可操作性。换个说法吧，就说作品自成一个世界。这话怎么讲？举个例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大概可算文学里的第一个经济理性人，他在孤岛上按理性原则处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类事情。后来英国侦探小说鼻祖威尔基·柯林斯写《月亮宝石》，里面一个老仆人待《鲁滨逊漂流记》如另类《圣经》，遇事就去翻，寻找处事的启发。这种书就是自成一个世界，可以放在侦探小说里当作理性原则的宝箴，指点疑案的侦破。

高行健的《灵山》有这玩艺，里面有儒释道三教的世界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有这玩艺，帮助你在相当程度上理解穆司令的世界。比如，第３２章女主角谢库瑞要办离婚，她让男主角黑渡过海峡，去找沙菲依（Shafii）教团的法官，而不要找他们所属的汉那菲（Hanafi）教团的法官，因为前者对女人比较同情（汉那菲和沙菲依都是逊尼派四大教团之一）。人性的需要，总会顶出教义的裂口。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是铁板一块。这对西方不了解穆司令的人，多少有点启发。再比如这部小说里，画家们寻找凶杀证据时，女人居住的内室却是不搜查的。美国大兵如果懂得这点文化差别，或许在伊拉克不至于冲进民居个个房间都要搜，搞得男人很愤怒，要去参加游击队。

这一思想要求，并不是张艺谋大片那样弄几个红灯笼挂挂，或好莱坞电影里让华人角色讲几句拐了四、五个弯的儒家格言。这不是配多少中国元素的问题，而是作者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自然而然地写出一个不同的世界。读过他的作品之后，你可以延伸到作品之外，理解那一群人对作品未必写到的各类问题的态度。就像读了又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川端康成的小说，可以大致了解日本人的独特美学。

为什么要说“传统文化”的世界？因为老农不相信中国作家能对当代文明写出什么新思想。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男作家是一伙没有思想的人（女作家咱不评论）。你能回过头去，对祖先的思想有所了解，用白话把这些思想写入小说传下去，足够伟大了。

中国作家里，比较接近上面所提结构、思想两条标准的，还是莫言莫大叔。刘再复和高行健都欣赏莫言，他们的看法会影响马老大。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也很欣赏莫言。文化接近的大腕作家的话，也会有点份量。

上面两条是常理，常理之外还有政治考量。老头们当然不会纯粹出于政治考虑而发奖，但也不会反对得奖者带来政治好处。瑞典人今年或许很愿意给莫言一个奖，以解决刘得奖为挪威带来的红祸。但姿态也要两边都做，这边连个保外就医都不给，那边怎么发？就算两边默契了，还要刘得奖配合。如果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不接受先保外、再流放的安排，那也没辙。总不能让莫言直接去劝：老弟啊，你放心出去，牢里的事，别烦心，这一阵我先替你坐着。

说起来，这中国的诺奖，还真是最难弄的。

瑞典人曾想给鲁迅颁奖。鲁迅不但拒绝提名，还写信给探询的朋友：“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十年后，颁奖给赛珍珠。她的小说《大地》，当年横扫美国排行榜。评论家还将《大地》与福克纳同期出版的《我弥留之际》相比较，他们说福克纳笔下的密西西比农民充满辛酸怨恨，而《大地》中的中国农民坚忍不拔。这样的生活态度，感动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的美国人。中国人却觉得书中农民的穷相污辱了他们。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赛珍珠想再看看自己度过前半生的那块土地。外交部回信说她一贯诬蔑中国人民，不得入境。

今年或之后，如果红朝真的有人得奖，或许会短暂欢喜，但主旋律媒体早晚会煽动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痛斥瑞典人：这是和平演变的大阴谋，用心何其毒也！这样的坏结果，鲁迅也料不到。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原稿；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９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