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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奖两万里,积恨六十年

 

金秋十月,网络疯传: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莫言和村上春树两者选一。据说西方赌场盘口还是莫言大一些。老农最喜欢的就是架秧子起哄,赶紧从猪草篓底翻出一篇五年前——即2007年10月——写的文章,作些与时俱进的修订,巴巴地贴上来。

话说这“十年奋进,十年辉煌”,诺贝尔奖年年都发,却是一年一度与红朝无缘。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最气不过的是,连文学奖都要吃咱们豆腐,好像大红朝每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都白出了似的。虽说有过一个高行健,但主旋律舆论只当他是法国作家。于是,一年一度,总有好同志或痛苦或愤怒地追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皇家学院那几个老头儿也是可怜,其实他们做梦都想给中国人发诺奖,而且想了一世纪。1913年泰戈尔得奖后;应该就会想到中国的奖项,否则,1938年何必挑选赛珍珠?老头儿都能读英文,未必觉得赛珍珠英文有多棒,还不是因为她写了中国农民?现在若有机会跟老头们聊聊,一定会发现他们真诚地想给“不读外文书,一生在大陆”的中国作家发个奖。可人家是百年老店,有传统和牌子要维护。给你发奖可以,但你也要有点东西,能让他写在颁奖词里吧?

什么东东可以写进颁奖词呢?老头们能读英法德文,但其他语言的玩艺,必须能过翻译关。你说中文写得多漂亮!这没用,漂亮中文未必译得成漂亮西文。马悦然说有位曹警察的方言写作如何美妙,但是,单靠这一条得奖,相当于别的评委全都放弃自己的判断而专听马老大的。都是眼高于顶的人,要他们服从,谈何容易。马老大一等一好人,老派绅士。女作家在他身边如沐春风,他永远走在外道,而且那么自然。但是,能否摆平王家学院那些骄傲的男同事,却是另一回事。

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基本保持原状的,首先是作品的结构。结构可以相对独立于语言。比较文学要在结构主义兴起后才成为显学,这不是偶然的。你有新奇而精致的结构,就比较容易被选中。

高行健有这玩艺。《灵山》里三种人称的交织叙述,有多少读者看得懂且不论,至少写在颁奖词里还是满光彩的。另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也是有这玩艺的。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表面上看,狗啊马啊还有树啊都会自己讲话,实际上这些都是细密画家为姨夫画的画,他们在咖啡馆再随手画在纸上,让说书人编故事。所以被害的高雅先生身上才会有那幅马的素描,而破案线索就从这里展开。

第二就是思想或思想的冲突,这玩艺也是可以挤过翻译窄门而仍然保持个七七八八的。但所谓有思想,很难定义,缺乏可操作性。换个说法吧,就说作品自成一个世界。这话怎么讲?举个例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大概可算文学里的第一个经济理性人,他在孤岛上按理性原则处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类事情。后来英国侦探小说鼻祖威尔基·柯林斯写《月亮宝石》,里面一个老仆人待《鲁滨逊漂流记》如另类《圣经》,遇事就去翻,寻找处事的启发。这种书就是自成一个世界,可以放在侦探小说里当作理性原则的宝箴,指点疑案的侦破。

高行健的《灵山》有这玩艺,里面有儒释道三教的世界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有这玩艺,帮助你在相当程度上理解穆司令的世界。比如,第32章女主角谢库瑞要办离婚,她让男主角黑渡过海峡,去找沙菲依(Shafii)教团的法官,而不要找他们所属的汉那菲(Hanafi)教团的法官,因为前者对女人比较同情(汉那菲和沙菲依都是逊尼派四大教团之一)。人性的需要,总会顶出教义的裂口。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是铁板一块。这对西方不了解穆司令的人,多少有点启发。再比如这部小说里,画家们寻找凶杀证据时,女人居住的内室却是不搜查的。美国大兵如果懂得这点文化差别,或许在伊拉克不至于冲进民居个个房间都要搜,搞得男人很愤怒,要去参加游击队。

这一思想要求,并不是张艺谋大片那样弄几个红灯笼挂挂,或好莱坞电影里让华人角色讲几句拐了四、五个弯的儒家格言。这不是配多少中国元素的问题,而是作者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自然而然地写出一个不同的世界。读过他的作品之后,你可以延伸到作品之外,理解那一群人对作品未必写到的各类问题的态度。就像读了又一位英法德文之外的奖主川端康成的小说,可以大致了解日本人的独特美学。

为什么要说“传统文化”的世界?因为老农不相信中国作家能对当代文明写出什么新思想。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男作家是一伙没有思想的人(女作家咱不评论)。你能回过头去,对祖先的思想有所了解,用白话把这些思想写入小说传下去,足够伟大了。

中国作家里,比较接近上面所提结构、思想两条标准的,还是莫言莫大叔。刘再复和高行健都欣赏莫言,他们的看法会影响马老大。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也很欣赏莫言。文化接近的大腕作家的话,也会有点份量。

上面两条是常理,常理之外还有政治考量。老头们当然不会纯粹出于政治考虑而发奖,但也不会反对得奖者带来政治好处。瑞典人今年或许很愿意给莫言一个奖,以解决刘得奖为挪威带来的红祸。但姿态也要两边都做,这边连个保外就医都不给,那边怎么发?就算两边默契了,还要刘得奖配合。如果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不接受先保外、再流放的安排,那也没辙。总不能让莫言直接去劝:老弟啊,你放心出去,牢里的事,别烦心,这一阵我先替你坐着。

说起来,这中国的诺奖,还真是最难弄的。

瑞典人曾想给鲁迅颁奖。鲁迅不但拒绝提名,还写信给探询的朋友:“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十年后,颁奖给赛珍珠。她的小说《大地》,当年横扫美国排行榜。评论家还将《大地》与福克纳同期出版的《我弥留之际》相比较,他们说福克纳笔下的密西西比农民充满辛酸怨恨,而《大地》中的中国农民坚忍不拔。这样的生活态度,感动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的美国人。中国人却觉得书中农民的穷相污辱了他们。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赛珍珠想再看看自己度过前半生的那块土地。外交部回信说她一贯诬蔑中国人民,不得入境。

今年或之后,如果红朝真的有人得奖,或许会短暂欢喜,但主旋律媒体早晚会煽动我们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痛斥瑞典人:这是和平演变的大阴谋,用心何其毒也!这样的坏结果,鲁迅也料不到。

(2007年10月30日原稿;2012年10月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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