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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当学莫言,不可言罢学

 

喜讯传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言。老农多年之前就说过:莫言是最可能荣获此奖的中国作家。海内海外,也算给莫言当过几天吹鼓手。听到消息,自然很高兴。

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浮躁时代,任何好事,都能被急功近利之徒搞成钻营之道。比如,会不会有中学生,受父母纵容,不好好念书,上课就是自己在下面笔笔划划,却想靠着一篇作文,以偏才怪才的名义,混入清华大学?(北大已在去年说明,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莫言的正式学历,不是只有小学五年级吗?他能写出诺贝尔文学奖,这中学读着还有什么意思?

老农相信,莫言自己是很愿意当年多上几年课的。他是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被迫辍学。我们往往以为,文学靠的是天才。但低学历文学天才写出的手稿,如何编印成书,过程并不简单。

民间语言天才,所在多有。咱老家大山里,虽然偏僻,却每个村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夏日晚间纳凉,讲起传闻的案子,说得有声有色,令人不忍罢听。但他的开头,很可能是“今天公安局抓了个逃犯,一查,杀过三个人!”——上来就揭出案底,而不会象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样,到最后才抖露凶手是谁。那种特定的结构,来自历代侦探小说作者在长期写作实践中的探索。写作是很讲究形式的。自生的语言天才讲话巨生动,但通常不可能无师自通地掌握佳文章必有之巧结构。这时就需要受过文学训练的编辑帮忙。好的编辑,有能力指导翅膀尚嫩的新作者穿越结构的迷宫。有些文学名著,干脆就是作者死后,编辑根据零乱手稿剪辑出来的,比如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

今天那些学历较低的一线作家,当年都有看中他们潜在才华的科班出身的编辑们为之多次改稿。这从作品可以看出来。早期作品干净利落;后期就显得杂塌——出名了,编辑不改了。这也可以从英译本看出来。早期作品,英译本改动很少;后期作品却大段删节——美国编辑说:我们不能让读者以为我们推介的中国作家不会写小说。

译本这方面,值得细论一下。我们常常为某部作品卖出翻译版权而欢欣鼓舞:哈哈,为扭转文化交流逆差作出了贡献!高兴之余,很少有人核查译文细节。为活人讳,举个死人的例子。《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曹雪芹写道:贾宝玉“再去取‘正册’看,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词,道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句“金簪雪里埋”,英国人戴维·霍克思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译作整支金质发卡一半埋在雪中,另一半露在雪外;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则让发卡断为两截,一截在雪地上面,一截埋入雪内。

英美读者的阅读期望受科学影响较大。按中文直译,他们就难以理解:埋在雪里的东西怎么画出来,贾宝玉怎么看得到?其实曹雪芹那时的画家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画堆雪,雪中间画股钗,加几条辐射线表示金子放光。但对译家来说,与其写一个长长的注解,说明清代中国人的视点不那么“科学”,还不如将译文按英美读者的阅读期望“矫正”一下。

这看着像是“中国特色”被“西方偏见”矫正了。其实,中西方的文学品味,在中世纪是很接近的。比如,同在1616年去世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他们的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和朱丽叶》,情节基本平行。都是重男轻女,男主角先出场,而且少男可以自由活动,少女则由父母严加看守。两位女主角的成长转折也是高度类似。杜丽娘有丫环春香陪伴;朱丽叶有乳嬷服侍。但在为了爱情而不惜一死的关键时刻,杜丽娘的自我画像,朱丽叶的服药假死,却都是甩开贴身仆人的自主行动——这一刻,她俩从孩子变为成人。区别是朱丽叶的生死由药物控制;而杜丽娘的生死由鬼神操纵。前者意味着科学的种子,中西文化自此分岔。但在两位戏剧大师去世四百年后,融入全球化大潮的中国人的阅读期望,必然会向科学方向移动。

受莫言的成功激励,喜欢读小说,喜欢写作,这是大好事。同时,学好了语文,就能配合编辑,将作品写得更为紧凑集中。如果英语也学好了,就能理解西方人的阅读期望,有利于中文出海——我们不是很想影响世界吗?而要理解西方人的科学成份较多的阅读期望,懂点数理化很有帮助。要是能够恰当平衡中国特色和更广泛的阅读期望,那简直就是下一个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了。

最后,建议读莫言的小说从《生死疲劳》开始。虽然有点杂塌,但把红朝建元后咱们农民遭受的历次摧残都过了一遍。莫言曾回答海外杂志:因为很多事不能明讲,只能用魔幻手法。这本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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