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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道德滑下来

 

莫言荣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少人预言: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愿如此。不过,文化的传输和渗透,在和平时期是非常缓慢的。前年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首都博物馆曾有纪念展,意大利方面还出借了拉斐尔和提香等绘画真迹。但利玛窦在中国,他想学习中国文化,还得答应一辈子不回国,不会将中国文字带回西方。在他留下的《中国札记》一书中,利玛窦批评了当时的中国人不会理性思维。为此他和明代大臣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但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三百年后之所以突然发生影响,那是铁与火的碰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即使签了条约,广州缙绅和市民,仍然坚决反对“英夷”住进城。因为英国夫妻在街上并肩行走,看在中国人眼里“伤风败俗”。随之而来的传教士,遭到中国乡土社会全面的、严密地抵抗。看他们的自述,他们几乎无法渗入清代社会。早上衣装整洁出去,晚上叫花子一般回来。走过村子,被庄户放狗出来咬,被小孩丢石头,被女人吐口水。读儒家圣贤书的大户人家,更是不接待。这种状况,要到八国联军打下北京、1901年签了辛丑条约之后才突然改变。敌视西方的那口气,突然泄掉了。人人都想知道,“洋鬼子”到底有些什么花样,打仗那么厉害?然后,传教士们才能将防疫针、体育运动、扫盲、作物育种、西方文学、现代医院和现代学校等介绍进来。

当然,后来又有长期闭关锁国,直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读读外国文学的人能有多少?曾在微博上见出版社的人说,北方一些省份的新华书店,对翻译作品的订购数常常是零本。就是欧几里德平面几何,中国中学里如今也算教过一百多年了,搞不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大学生仍然大把大把的。文化的流入如此困难;即使西方社会当前的政治正确是多元文化,我们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还是抱着长远观点。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当然要依靠那些本民族文化修养很深的人。辩证法的另一面是,这些人也必须很了解西方文化。文化走出去,必然有碰撞。此其时也,最有说服力的,还是金庸笔下姑苏慕容家的战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曾在美国遇到一位很有古典文学修养、也很成功的华裔心理医师。老农问:像你这样很古典的中国人,怎么开导那些美国人?他说不对不对,见到美国人,我就不是中国人了。他说,如果求医者是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求医者是天主教徒,他就是天主教徒;当然,如果求医者是中国人,他就是地地道道中国人。这位心理医师总是力图成为求医者的文化同类项,这样更有说服力。像他这样,疗程结束后,要是顺带讲解几句孔孟箴言,估计效果不错。

有些西方人来中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对国内道德滑坡的现状颇有看法,觉得这和想像中的中国文化相差太远。这时,你怎么办?像《环球时报》那样披头散发,满地打滚,捶胸狂吼“感情被伤害?”比较能够让对方接受的方法,还是转到西方文化。今年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两百周年诞辰嘛,你看他《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写的伦敦,外科医生让学徒在诊所附近路上撒桔子皮,行人滑倒后找他治摔伤;教区济贫所在晚上将垂死的老人运到其他教区,只为省去一笔丧葬费。工业革命导致城市急速膨胀,人们原有的乡土联系被切断,新的管理模式尚未完善,无道德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狄更斯后期作品里描写的伦敦空气之肮脏,煤烟之肆虐,今日读来也是触目惊心。此刻中国也在这一阶段,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可以说:我们也有作家很真切地反映了当今时代,建议读一读。

这不是要拒绝外国人的批评。他们的话,仍是值得思考的警告。《雾都孤儿》写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1831-1901)初期;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已经以道德严谨为特色。狄更斯笔下,那些老派贵族——比如救了“雾都孤儿”奥利佛还敦促他学文化的几位淑女绅士——都是有文化、有道德的善心人。狄更斯并不直接引用教义,但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基督教道德仍然占有权威地位。英国当时有一个阶层、有一个标准,可以引导社会整体向上。而我们今天并没有这样一个可为社会楷模的阶层,应该领导社会整体向上的领导们,往往也是生活最糜烂、道德最堕落的,那个曾经的西南王就是例子。我们所面临的复兴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任务,远比西方当年艰巨。说到底,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更要在国内老树重花——不但根深,还要枝繁叶茂。

(本文平装版已于10月25日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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