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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双九大,乐开幸福花

美国《扭腰时报》9月底刊登了一篇启人疑窦的文章。一位在中国教过书的美国教授说,根据他和中国同事的调查,虽然近十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民众的幸福感并无相应增长。城镇居民中感到幸福的百分比,低于九十年代的数字。国庆后,经过精心准备,人民的好央视重磅反击。主持人拿着话筒,在全国各地追着屁民的屁股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

这个问题,在西方文化里,可算历史第一问题。西方第一本历史著作,古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rodotus,有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本,译者王以铸),第一卷就提出了这问题。书中的故事,展示了理解“幸福”这一概念的历史视角。

吕底亚(今土耳其西部)国王克洛伊索斯打了很多胜仗,征服了不少民族。在向希腊来客梭伦展示了王宫珍藏之后,克洛伊索斯问梭伦:您周游列国,可知道怎样的人最幸福?他肯定希望梭伦说:陛下您是最幸福的。梭伦的回答却大出国王意料。

梭伦讲的第一个最幸福的人,是雅典城邦的战死沙场的泰洛斯。一是因为他有出色的儿子,儿子们又有了儿子,这些孙子也已长大成人。二是因为他打败了敌人,虽死犹荣,雅典人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

克洛伊索斯又问:泰洛斯之外,谁是最幸福的?梭伦答:是阿尔哥斯(即特洛依战争中希腊联军首领阿伽门为王之)城邦的兄弟俩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俩不但富有,而且在奥运会优胜得奖。当母亲要去神庙参加祭典时,为了赶时间,他俩套上牛轭,将母亲的坐车拉到神庙。女人们围着母亲,祝贺她有这么好的儿子。母亲向神祈祷,请神将凡人所能享受的最大幸福赐予儿子。两兄弟在神庙宴庆之后,一觉睡下,再也没有醒来。

(古希腊人和中国古人一样,同样追求多子多孙,同样以孝道为重。)

梭伦对幸福的理解似乎很奇怪。但在古代,人们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未来。一股水冲来,土地被没收了;一阵风刮去,房屋被强拆了。梭伦认为,在这种生存状态中,谈论幸福是可笑的。希腊人相信命运在神手里,奈何“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母亲为儿祈福,神却让兄弟俩载誉而死——命运时时会改变,到老了更易事事不如意,在好运未变之前,适时而死,盖棺论定,这样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英文“幸福”Happy 的词根 hap,在中古英语里作机运、偶然性讲。一个常见的同根词是 happen(发生);perhaps(也许)则是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同根词。英语里至今还有将“幸福”当“好运”的用法。电视里见到桑迪飓风刮过纽约的破坏景象,一个洛杉矶人可能会说:I am happy I was not there。他并不是真的感到幸福,他只是说“幸亏我没在那里”。中文“幸福”的原义也是“好运”。“幸”,原指吉而不凶的好运气;“福”,则是祭神的肉,吃后沾了神的光,有神佑之意。

克洛伊索斯不相信自己的“幸福”只是一种随时可能改变的好运。梭伦没有称他幸福,他很生气。后来,他鲁莽地挑起与波斯的战争,当了波斯人的俘虏。被波斯人架上火堆时,他才想起梭伦含蓄的警告。在他仰天忏悔了自以为幸福的愚蠢和傲慢之后,天降大雨,浇熄火堆。波斯王遵从神谕,饶了克洛伊索斯性命。

希罗多德所讲的这个梭伦,就是中学里世界历史课本上那个在雅典推行改革、为后来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梭伦(不过《历史》中的故事或许是伪托)。梭伦改革为雅典带来的经济繁荣,壮大了中产阶级,他们又引进了更多民主措施。梭伦改革一个半世纪之后,距今两千五百年之前,在为牺牲将士举行的葬礼上,伯里克利的演讲很著名。他说:我们的城邦不是由少数人而是由全体公民管理;解决私人争执时,法律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一个人只要有才能,绝不会因为贫穷而难以出头;等等。正是在这样的民主体制中,繁荣和自由让雅典人体会到了自身的能力,从而开始产生一种不同于希罗多德的幸福观,开始觉得幸福在生前也是可以定义的。

当然,要到人类另一次试图掌握自身命运的伟大民主实验、马克思大力赞美的美国革命,人民有权追求幸福——“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才逐渐成为全球信条。越南曾与美国血战十年,但越共主席胡志明撰写的《越南独立宣言》,上来就全文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这段话。

我们早已不在中国古人与古希腊人具有类似道德规范的时代,革命创建了全套红朝新特色。同时,我们也要走向世界。了解西方的幸福观,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这可以帮助宣传战线上的主旋律战士,更有效地应对本文开篇提到的《扭腰时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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