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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到,放大炮!莫道东方君行早!腐败官猿快外逃!强国蹶起形势好!社科院算定红朝将在2019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在2049年全面超越美国。据说这还是留了余量的保守估计,实际上很可能更早些。当然,红朝一贯声明不称霸,所以很大程度上,蹶起要靠软实力。那么,什么是软实力?

外交上有句俗话,叫作“大棒加胡萝卜”。最大的“大棒”是军事强制,“胡萝卜”则通常指经济收买,给予好处。这是两种实现国家目标的主要手段。

大棒和胡萝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的著作《命定的领导者》(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里,提出了他称之为“软实力”的概念——定义为既非军事强制、又非金钱收买的达成国家目标的各类隐性手段。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的形势,曝露了全球唯一超强的能力局限,于是学界和政界都对“软实力”产生浓厚兴趣。奈本人在2004年出版了《软实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详细阐述美国软实力的外交应用。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何谓软实力,大概可用一则远古传说来表明。《韩非子·五蠹》写道:“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首先搞好内政,让别人羡慕你的文化和制度,以软实力令苗人膺服。但故事也指明了应用软实力之时,需要硬实力支撑——禹的部队举着盾牌(干)、斧子(戚)跳舞呢。这样软硬结合,就把奈的下一本书——2008年出版的《领导的实力》(The Powers to Lead)——也写进去了。

上段故事中的“道”可理解为价值观,“教”是文化,“执干戚舞”是一种外交手段,正好对应了奈所说的软实力三大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

运用软实力有两个环节:首先要有资源;然后是如何应用这些资源。这里就借鉴奈在《软实力》一书中清点美国软实力资源的思路,清点红朝的软实力资源。清点之后,将对第二环节即应用,以近日的中日钓鱼岛之争为例,作些粗略探讨。

显然,当今并非舜禹之时。现在的世界秩序,是科学革命在西方发生之后,由西方挟着科学革命所解放的生产力而缔造的。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文化,自然更具全球影响力。毛择东同志曾经诧异于姨侄女王海容读的外语专业无《圣经》课。他问道:不学《圣经》,怎么能了解西方文化?我们翻开《圣经》,开篇就是《创世记》。犹太人的历史旅程,从亚伯兰一家离开哈兰开始。对照此记成书年代的其他史料,这是非常非常“反常”的行为。哈兰算城市,亚伯兰他们是离开城市走向荒野。当时的中东城里人,也是很看不起乡野之人的,通常只有乡下人进城,哪有城里人下乡?亚伯兰还不同于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他不是出门转了一圈,斩落妖怪后凯旋归来;而是为着妻子不孕就离开故乡,义无反顾地走向未知命运。亚伯兰在旅程中坚定了自己的信仰;而且老来得子,最终成为“众族之父”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之经历所引出的“旅程”这一说法,在西方文化里寓意深远。有本描写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传记就叫作《美国旅程》(An American Journey);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自传则叫作《一次旅程》(A Journey)。标题都有寻道之意。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那些分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赞颂“美国梦”的移民发言者,讲的也是他们个人或家族的旅程。西方文化这一自甘漂流、在漂流中寻求自我实现的基因,显然比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文化更适合全球化的当代。

不过中国文化另有奥妙之处。例如,美国清教传统的道德概念都是以宗教语言表达的,一旦不信教,行为上就缺乏经验常规的导引。奥巴马在芝加哥黑人区做义工时,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令社区居民信服:一个长青藤学校毕业的黑人,大学、大公司巴不得抢了挂在墙上,当作族裔平等的招牌,他为什么要在社区销磨才华?直到奥巴马信了教,学会了《圣经》的语言,他才能有效地化解这类疑虑。而对那些未曾重返宗教的人,即可由孔子填补空子。写了煌煌巨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的威尔·杜兰,写过一本小册子,《史上最伟大心灵和思想》(The Greatest Minds and Ideas of All Time)。书中孔子按年代排在十大思想家之首。杜兰自问:为什么十大思想家里包括孔子却漏掉了佛陀和耶稣?他的回答是孔子太伟大了,不鼓吹某种信仰却仍然建立了一套道德哲学。似乎杜兰也意识到,对那些抛弃了信仰的西方人,孔孟之道可以作为道德上的替代指导。

然而孔孟之道仅是软实力资源。如果下笔就是“2000年前,大禹治水,只堵不疏,13年(《史记·夏本纪》:禹治水‘居外十三年’)建成和谐社会”之类的笑话,有资源而不能应用,则仍然无法成功地发挥为软实力。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年青人大造父辈的反,很多人抛弃了传统宗教信仰,转而向东方寻找终极真理。只是国内正搞文化大革命,孔庙都砸了。再加闭关锁国,史蒂夫·乔布斯等就跑去印度求道了。

上面是《圣经》和孔孟之道的文化源头之比。在源头而下的各股支流中,中国文化目前也缺乏国际优势。奈很重视电影等流行文化。美国是移民国家,是各国影艺人才的乐园。一部电影,写剧本的或许是犹太人,导演则可能是美国人,投资的是日本人,男主角是澳洲粗犷猛男,女主角是法国优雅仕女,摄影是英国同性恋女男心理皆通哥,绘计算机特技的是捏筷子练出来的华人细腻手……不必刻意,整个制作过程自自然然地保证了影片具有多种文化因素,发行后全球通吃。中国电影早晚会得奥斯卡,但要跟美国电影全面竞争,肯定远在遥远的将来。不但是中国电影;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看上去像是能把好莱坞很快挤下王座的样子。

国内在科技上,倒是不缺流行文化尚难寻求的国际交流和“杂种优势”。只是科技的发现和发明需要批判性思维。这名词如今在各大学里嗡嗡响,似乎人人都重视。能有多少实效,则在未定之天。以老农在美国打猪草所见,批判性思维的种子,往往并不是理科课程植入的,而是来自中学的历史和社会(social studies,勉强相当于国内的政治)科目。不必查资料就想得起来的,有《华盛顿邮报》教育版记者杰伊·马修斯,还有奥巴马的前白宫幕僚长、现任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与教师工会谈判时,都说过是中学历史教师开启了他们的批判精神。学生在中学前,多少会接受些已经渗透当代文化的建国神话。是中学历史课上对这些神话成型过程的讨论,让学生领会到对立观点的历史演变,甚至经历某些思想冲击,从而开始培养对社会流行看法的质疑和分析能力。而国内的历史和政治课,偏是教条最多的。学生所能做的,是在理科课程中学会合逻辑地思考,不至于一开口就混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今后是否有批判性思维,则要看个人造化。

中国科学家早晚会得诺贝尔奖。但要像美国大学那样成为国家软实力的资源,令各国学生并政要子女趋之如鹜,以获得美国学位为荣,大概至少还需要四、五十年。

影艺、科学之外,体育是可以提升国家声誉的又一重要方面。红朝虽然已是奥运金牌大国,但在世人最疯魔的足球、篮球等大球项目,仍然影响甚微。

自源到流,大致清点了文化资源;接着看软实力第二来源政治价值观。红朝宪法规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就来自西方,西方大学早已深入研究。奥巴马在自传《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 中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时,为了表明上长青藤大学并不意味着一个抗争黑人被体制收买,他主动亲近马克思主义教授,和他们做朋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想来比红朝很多官猿强得多。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红朝目前的政治价值观,暂时都不会转化为很大的国际软实力。要运用软实力,奈所说的三大资源中,就得靠外交政策了。正如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课题组在研究报告《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中所指出的:“总体而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主要是对外政策的功劳。”

近日的中日钓鱼岛之争,要说野田内阁故意挑衅,只怕借他三个胆子都不敢。日本人口里高龄老人的比例世界独高,福利支出令日本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全球第一。真要打仗,日本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日本至今已经连续十一年削减国防预算,国防支出一直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二战后立志和平,日本的自卫队再无武士道精神。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与小布什总统私人关系相当好,也派了一营兵帮忙维持秩序。在伊拉克三年,不要说死人,受伤都没一个。如此战绩如何取得?原来自卫队员天天缩在基地,从不出去巡逻。他们不在乎友军耻笑,连最基本的军人荣誉感都没有。自卫队甚至未必能与美军协同作战。某些方面,日本如今并不比中国沿海地区开放,东京街上能讲英语的人很少。不久前的海上联合演习,美国出动几千人,日本派了四十来个兵去充数。这大概是日本有关部队能找到的会讲英语的全部人数。美国现在的战法,需要兵种间大量直接通讯,自卫队并不具备协同作战的语言能力。

从另一方面看,两国四十年前建交时由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精心维护的中日“一衣带水”特殊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昔日的连通渠道逐渐凋零。中国方面也未能及时了解日方想法并有效沟通。

与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相比,外交政策的影响,不似后两者长期而稳定,而是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波动。从这一角度看,十七大所提出的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号召,就要求政府坚持更稳健、更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同时也要更主动、更透明、更为他人所了解。如果连这点唯一的软实力都运用不好,蹶来蹶去,也就蹶成一棵招风大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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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吴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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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外语,职业外事。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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