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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新选举,东国旧争斗

一年前的6月12日,伊朗举行了新一轮总统选举。政府宣布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总统。民众不接受这一结果,掀起了延续半年多的抗议风潮。直到今年年初,悼念过一位精神领袖的去世后,才逐渐消停下来。另一方面,国际上,因伊朗坚持提炼武器级纯度放射性铀而引起的风波,继续扩展。昨天(6月9日),安理会通过第1929号决议,决定对伊朗施行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中国也投了赞成票。同时,伊朗力争外交反击,内贾德将于明天到上海观看世博会伊朗馆。

伊朗民众的最后抗议高峰,可以说是波斯“天安门”——与我国1976年清明时节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很相似。事件起因相似:都是悼念一位深得民众喜爱的去世领袖。北京民众当时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德黑兰民众则是悼念曾被视作伊朗革命最高领袖霍梅尼之接班人的阿亚图拉蒙泽塔里(Ayatollah Hossein Ali Montazeri)。 事件背后,高层的分裂也相似。中国是共和国元老邓小平、叶剑英等对峙文革后起之锈“四人帮”;伊朗则是革命前辈穆萨维和哈塔米等对抗革命后辈、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及其背后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三十年前,伊朗共产党和宗教势力携手,自1978年元月开始,发动了持续一整年的群众示威,终于迫使巴列维国王于79年1月16日流亡埃及。之后有一年多时间,两位革命同路人展开激烈争斗。最后宗教势力执掌全权,共产党被取缔。

宗教势力获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效地利用了革命的激进惯性。爱国青年要把巴列维国王抓回来审判定罪,国王后来转去美国治病,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国王入境。爱国青年闻讯,冲入美国大使馆,将美国人扣起来,搞出个持续了444天的“人质危机”。这种无视国际法的“爱国”胡闹,导致伊朗在国际上被孤立。于是侯赛因·萨达姆有了胆量,进攻人口和土地都大大超过伊拉克的伊朗。宗教势力趁着人质危机中对西方的仇恨,通过一系列宗教性法律,孤立了无神论的共产党并将其置于“非法”地位。随后又借着战争中的保密需要,将大批左派人士当作“间谍”处决。

据美国人质回忆,内贾德也在看守他们的爱国青年中。不过内贾德不肯承认,只是很自豪地回忆他曾在前线作战。

两伊战争的八年里,具体负责军需供应的伊朗总理,就是去年与内贾德竞选总统的穆萨维。他是霍梅尼很欣赏的人。穆萨维不是伊朗主体民族波斯人,而是少数民族阿塞拜疆人。伊朗西北边疆为阿塞拜疆人居住地区。霍梅尼让穆萨维在如此困难时期任总理,大概也有维护民族团结的考虑。

所以穆萨维堪称革命的父辈,内贾德则是革命的儿子。区别不在于对革命的忠诚,而在于革命之初地位不同。内贾德是在不需要担当责任的下层,只顾挥拳头冲锋。穆萨维却处在领导岗位,他见到的是内贾德之流爱国青年的盲动,给伊朗带来极大灾难。即使在萨达姆使用毒气之后,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于义愤向伊朗提供武器。缺乏弹药的伊朗军队,只能依靠人海战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曾在他的伊朗游记中写道,参观了霍梅尼陵墓之后,走过附近的烈士公墓,他随即又走了出来——看不下去,墓碑上的照片太年青,一张一张全是娃娃脸。

战争结束后的两任总统都是革命元老。从89年到97年是拉夫桑贾尼,97年到05年是哈塔米,他们致力于改善伊朗的国际处境。伊朗首先与俄国和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接着与欧洲也建立了相当关系。他们甚至试图与美国打通关系。拉夫桑贾尼曾将一块油田的勘探权破天荒地批给美国公司,反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不敢接招。拥有宗教学位的哈塔米,在任上提出了“文明对话”的设想,很得国际赏识,联合国曾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哈塔米卸任后,成立了一个文明文化对话学院,并以院长身分访问美国。可以设想,这是在国家关系暂时难以改善的情况下,伊朗的革命元老们为美国留出的一条转由文化迂回的对话渠道。

只是元老们的努力,遭到内贾德严重破坏。内贾德一上台,在没有外部挑衅的情况下,即声称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谎言,一下子切断了自己访问欧洲各国的路。

虽然穆萨维的稳健极不同于内贾德的激进,但伊朗在国内坚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他们的选举是没有党派的,候选人的资格须经过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的审定,核查其对革命的忠诚程度,只有审查合格的人才能参与选举。美国有些人把顺利通过审查的穆萨维当作“民主”人士,这是天大的误会。

伊朗的经验表明,即使不搞多党制,即使候选人只有执政者审查通过的几个,而且这些候选人的革命资历无懈可击,只要有选举,民众仍然可以有一定的选择权。就在这次伊朗选举风波中,“记者无国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说:跟那个复责任的大国相比,伊朗简直算得上是个民主国家。

不过,某些美国人在另一极端的看法,大概更可笑。今年1月6日的《纽约时报》曾刊登一对美国教授夫妇的文章,指责奥巴马因伊朗近日的动乱而不与内贾德接触,错过了两国对话的机会。这对夫妇相信内贾德得到人民拥护,证据是去年12月30日拥护政府、攻击欧美的集会人数,远远超过了示威人数。这让笔者想起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央视和《人民日报》天天报道的席卷全中国的集会怒潮。大城市里动辄上百万人,人民群众高呼拥护“四人帮”的口号,誓将邓小平再次打倒,并痛斥参加四五运动的人是西方的“别动队”。

结果呢?四五运动半年之后,“四人帮”被逮捕。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随后,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四五运动彻底平反,并高度赞扬这一运动为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以中国的经验看,伊朗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决不可能长期自外于世界。伊朗早晚要回到穆萨维和哈塔米的稳健道路上来。这不单是和西方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在左右摇摆之中试图发现自己的真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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