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可谓好事多磨。上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学院曾有颁予鲁迅的意愿。毕竟,另一古老文明印度,于1913年已有诗人泰戈尔得奖。探问鲁迅口风时,鲁迅不但拒绝提名,还写信给征询的朋友:“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这封信写于1927年。十年后,文学奖颁给了赛珍珠。赛珍珠可算美裔中国人,汉语是她第一语言。她的以中国农民为主角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1年出版后,横扫美国排行榜。她在1938年得奖,瑞典人显然有支持中国抗战之意。赛珍珠立即用她新获名声,呼吁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全力帮助中国。

不过,很有些民国文化人对《大地》不以为然,认为书中农民愚昧落后,并不代表改变中的古国。这跟五十年后对莫言小说、对张艺谋电影的批判,倒是一脉相承。其实,赛珍珠、莫言和张艺谋,都有长期农村生活经验,远比他们的批判者更为了解农民。

然后就要到新世纪首年,高行健在2000年得了文学奖。笔者听到消息,一时以为是个好兆头,预言了中华文化将在本世纪灿烂复兴。高先生还没说什么,国内主旋律媒体已经定性为法国公民荣获诺贝尔,和咱们中国人毫无关系。

这之后,在某些国人眼里,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成了政治奖。2006年底,某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吴姓教授,在杂志发表文章,《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谜局》,所言颇有代表性。文中铁口独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我对中国作家写出诺奖认为的‘政治正确’的文学完全不抱期待;同时,我也不认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会有可能因诺奖实际崇奉的价值观而发生改变。我不认为这一现象纯粹是中国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诺奖的评委们可能还没有大度到可以坦然地面对中国和中国大陆作家。”

不知道六年算不算“可预见的将来”,反正,2012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前述简单历史已经表明:他的奖项必然引起争议。果然,争议还从国内延展到国外,汉学家们在杂志上打起了笔墨官司,至今未息。他们不但争论莫言如何表现1949年以来的政治灾难,甚至争论莫言的文字是否足够文学。

在笔者看来,至少,就文学而言,莫言具备了得奖资格。莫言建议,读他的书从《生死疲劳》开始;瑞典译者陈安娜译完该书后,去年5月得以出版,或许对获奖有临门一脚之功。通过冤死农民变为驴、牛、猪、狗的生死轮回,小说将土改到改革开放的农民遭遇完整讲述了一遍。这样的故事,西方人未必写得顺手。

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里,基督徒安东尼奥侮辱了犹太人夏洛克。当他不得不向夏洛克借钱却又无法偿还时,按夏洛克订下的条件,他必须割下一镑肉抵债。法庭上,当夏洛克在鞋底磨刀时,安东尼奥的朋友骂道(朱生豪译文):“你简直使我的信仰发生动摇,相信起(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畜生的灵魂可以转生人体的议论来了;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自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对灵魂的争论以来,主流看法是灵魂必须与适合它的身体结合。人的灵魂不会因为受惩罚而进入牛的身子;反之亦然。如果西方作家来写《生死疲劳》,将角色换为西方人,在基督教文化底色上,就会显得很不自然。

但是中国作家写了,只要有译者将这作品摊平拉直,译为西方语言,就是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就是写给莫言的颁奖词讲的:“通过迷幻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 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融合在一起。”

至于那些关于莫言的政治性争论,则让笔者想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一段话。帕慕克曾向他的朋友、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抱怨:记者等总是问他政治问题。奥斯特说他也一样,在国外时,总是被人问对海湾战争的看法。帕慕克也只能认命了。帕慕克说自己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政治问题也是文学作者的某种宿命,特别是对于来自西方世界之外的作家。

好在,正如不少作家都说过的:文学总是比政治更长久。很少有人记得唐代宰辅和节度使的名字,但唐诗人人都读。相形之下,古来将相皆寂寞,惟有文者留其名。

(本文被删去有关高行健一段的版本已于1月17日见报)

 

话题:



0

推荐

吴澧

吴澧

190篇文章 4年前更新

专业外语,职业外事。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媒体。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