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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香农,东土出坏球

国内有份奉行商业民族主义的主旋律报纸,天天要造美国的谣,造日本的谣。举个明显例子。8月29日,这家报纸登了篇题为《支持对叙动武,美舆论理性在倒退》的文章。文章未举任何具体言论,即说,“美国舆论正一边倒支持当局。当年美国政府在讨论是否对伊拉克‘先发制人’时,美国媒体尚有理智之声,支持和反对者大致相等。现在,……美国舆论却已大幅支持动武,可见这个国家理性的倒退。”注意,国内见报日期为8月29日。因为时差关系,该作者S先生至多见到美国8月28日的言论。而美国媒体在这一天开始报道奥巴马准备有限打击叙利亚,他在当天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采访时,表示确有此考虑。美国媒体的反应和评论要到美国时间8月29日才出来,这位作者写文章时根本见不到。而8月29日的美国舆论,过半反对轰炸叙利亚。后来,多数美国议员表示,如果表决,他们将投反对票。这证明该作者造谣,美国舆论不可能“一边倒支持当局”;S先生在美国有关舆论上市之前就造这种谣,证明他是蓄意造谣,明知不是事实而故意胡编乱造。

其实,美国与中东关系常年都是国际政治热点,对此注意的人,一看就知道S先生在胡扯。奥巴马在今年6月17日的另一次PBS采访中,宣称要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轻武器(因为美国情报机关有证据表明叙利亚政府军小规模地使用了化武)。就连这一步,也引得美国舆论担心会悄悄滑入又一场中东战争。

就是这么一份天天造谣的报纸,有时却显得对“求真”很感兴趣。他们在一篇题为《求真,中国社会打了多少折扣》的社评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应当把‘真’放在善和美之上,不能把价值判断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在一篇题为《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的社评中又强调说:“我们主张的是,把‘真实’放在所有利益和价值之上,让求真永远处于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位置。”当然,你不能指望他们在讲过漂亮话之后,会检查自己的失真惯性。

信息失真的问题,在理论上,其实六十五年之前就已经被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解决了。香农被尊被信息论之父和信息革命之祖,前年是他去世十周年。1948年,香农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通信的一种数学理论》,就此奠定信息论基础。论文的主要设想,后来被称作“香农定律”的,用大白话讲是这样的:即使传播渠道噪声很大,信息通过时很容易被歪曲,几乎没有失真的传播仍然是可能的——关键是提供一些“冗余信息”,让接收者可以核对复原真实信息。

比如,要传播英文大小写字母和标点符号,用七个比特(信息单位,取值0或1)足够了。但实际传播时一个字母用一个拜特,即八个比特。这第八个比特就是冗余信息,表示另外七个比特之和的奇偶性,用作校对。如果接收方发现那七个比特之和为奇数,但冗余比特指明和数应为偶数,接收方就知道这个拜特表示的字母在传播中失真了,立即要求发送方再传一次。

严格地讲,香农定律所关心的,只是信息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不过,具体计算与选用语言的统计性质有关。美国科普作家詹姆斯·格雷克在《信息简史》(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有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译者高博) 一书中,举了个用冗余信息准确传递内容的有趣例子。

紊革时有个舞剧《赤道战鼓》,表现非洲黑兄弟在毛择东思想指引下和殖民者作斗争。非洲黑人部落能用鼓声在丛林中传播信息。当地人的语言和汉语一样,是有音调的。但他们只有两种音调,高音和低音。所谓鼓语,就是击鼓打出口语音调。没有元音,没有辅音,只有高低音调,信息失真如此之大,怎么传达语意?——加冗余信息。丈夫在森林中打猎,妻子要他回家,单说“某某你回家吃饭”,鼓语太模糊,其音调有多种解释。但是,如果妻子打成很长的句子,“某某你啊部落的雄狮回来吃饭吧吃饭吧回到盖着铝皮的小屋里美丽的妻子在等你回来啦回来啦”,丈夫听到就回家了。平均而言,鼓语要打成口语的八倍长,听者就能相当准确地知道鼓语的意思。

香农定律可以启发我们改善人际关系技巧。电话有噪声,对方没听清你的意思,很多人会重复一遍。重复到第三次,喉咙就高起来了。更好的做法,是提供可以互相印证的更多信息,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同样的意思。比如,将一个关键动词换成同义词。这样,对方通过拼凑校正,就比较容易提取真实信息。同时,你也可以把心思放在寻求更清晰的表达,而不是发火。

如果你是没有听清楚的接收方呢?可以要求对方再说一次。另一个办法是作个大致猜测,让对方解释,令对方提供冗余信息。

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运用信息论的思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媒体在世界上有这么广泛的欺骗性。就连国内也有不少人,从小受的革命教育,却宁愿相信立场错误的西方媒体,也不肯相信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如果像那份商业民族主义报纸所讲,“把‘真实’放在所有利益和价值之上”,那么,科学地讲,西方媒体确实信息失真比较小。

原因有三。第一是多家报纸竞争。美国人讲笑话,说统治美国的人(经济精英)读《华尔街日报》,自以为统治着美国的人(政治精英)读《华盛顿邮报》,认为自己应该统治美国的人(文化精英)读《纽约时报》。即便真是如此,这三家报纸和形形色色的其他报纸,提供了足够的冗余信息,让读者自己参照校对。

第二,即使只读一家报纸,报道里也有多种角度。按《纽约时报》社论的立场,他们可算是民主党的报纸。但是,如果共和党的“茶党”右翼在华盛顿举行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集会,《纽约时报》的报道里,会有政府方面的反应,也一定会有“茶党”的理由。对于轰炸叙利亚,《纽约时报》上既有支持的言论,也有质疑或反对的时评。《华盛顿邮报》8月29日报上与网站上的六、七篇评论,有赞成轰炸叙利亚的,但多数认为轰炸不解决问题或顾虑事态扩大。来自不同角度的大量冗余信息,方便读者比较分析。

第三,西方媒体的报道通常比较详细,包含大量细节。下一个结论很容易;细节是否支持结论,则是另一回事。冗余细节间的相互连锁,使得读者易于得出自己的判断。

减少信息失真的关键,还不是强调传送方和传播渠道的高保真度——虽然这也很重要,这减轻了接收方的解读负担——因为传播中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美国当代媒体研究的鼻祖沃尔特·李普曼,对记者常常陷入的误区有大量讨论。信息不失真的唯一办法,是提供冗余信息。

认真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从冗余信息的角度,什么时候信息最容易失真?出了点事,下道通知:一律刊登新花社通稿。而这类通稿又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可供验证的冗余信息,如果通稿文字不幸失真,那就全国都失真了。

后果是什么?那份被网人谑称为“坏球”的商业民族主义报纸,在前文提到的《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的那篇社评中,说得倒很对:“以往中国官方试图垄断信息,付出了公信力下降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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