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陪一位回国探亲的学长去协和医院。才进候诊室，他老兄一眼扫去，“友邦惊诧”就来了：这么多人，连个安全门都没有，起火怎么办？老农大笑：这么多人，连氧气都不够，烧什么烧？

西方的医院没这么挤。不过，像英国这样全民医保的，医疗资源也很紧张，医生也有很多牢骚。英国老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国内曾放映大片《赎罪》的文学底本作者——在医院蹲点两年，写了部英国“医闹”小说《星期六》（Saturday，有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中译本，夏欣茁译）。麦克尤恩说：男主角、脑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并不当真喜欢人际冲突，他不是那种挥舞大砍刀的类型。但从医经历，不论怎么说，是一种粗糙的、催人硬化的过程，必然磨损他的情感细腻之处。”这段话之后，医闹就发生了。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５日，星期六。凌晨，伦敦机场有架飞机降落时出了问题。贝罗安担心是恐怖袭击，在家随时准备去医院参加急救。等知道只是寻常故障，已耽误了周末打板球的安排。这一天，欧洲各城市同步发起反对美国意图入侵伊拉克的示威。晚出门的医生赶上了道路封锁。他请警察放他过去。警察倒是同意，但封锁区内的人怎会料到有车子进来？小路里倒出几个年青混混，两车擦撞。混混想敲医生竹杠；医生毕竟是有身分之人，不理他们。混混要揍医生；医生看出混混小头目有亨廷顿氏舞蹈症（一种在某年龄段发生的遗传病），利用医学知识脱身。

这大概是对小布什为首的某些西方政客对恐怖活动反应过度的含蓄批评。医生很紧张的机场事件，未掀起任何澜波；但这紧张引起一连串小变动，给贝罗安带来大麻烦。混混们现在怀疑小头目有神经病。丢了脸的小头目，拿着刀子，追踪到医生家里，还要欺负他女儿。小头目见到医生的女儿写诗，要她朗诵一首。诗歌似乎镇静了小头目的神经（麦克尤恩看来引用了“诗歌疗法”的病例），情势急转而下。最后医生叫来急救车，去医院为小头目开刀救命。

对这一结局，《纽约时报》书评人角谷美智子称赞写得好：不读文学、满脑袋只有科学的贝罗安医生，在紧急关头，居然要靠女儿酷爱的文学。确实，科学训练你准确地讨论问题，但病人的问题往往是含糊的，甚至无知的，或难以正面回答的——患了不治之症的混混小头目，急于知道的是“你到底能不能治好我的病”。这时，优秀文学作品所展示的委婉、幽默、暗示或调对感情波长而予以安慰的言说，往往能有更好效果。如果贝罗安医生在撞车交涉时讲话更有技巧，顾及小头目一点面子，或许能避免后来的激烈人际冲突？

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ＭＣＡＴ，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在１９７７年取消了人文考题，以便容纳更多科学内容。但在四年前，美国医学院协会开始研究考试改革。去年２月批准的计划，重新加入大量人文内容，时间也将从四个半小时延长到六个半小时。其目的是让筛选出来的未来医生们不但能作诊断，而且具备同感心（empathy）， 能体会病患心理。哈佛医学院教授查尔斯·哈特姆对此解释道：我们都喜欢新技术，但病人在叫，“坐下来听我讲几句！”

现在医患关系紧张，１０月２１日到１０月２７日短短一星期内，全国连出五桩严重医患冲突。其中，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三位医生被刺，五官科主任王云杰医师不幸遇害。连着出血案，体制当然是原因。但一则体制改起来非短期可见效；二则体制即使改了，改到英国那样全民医保，还是会有问题。即使医疗资源分布更均匀了，全国那么多人，很小一部分跑北京看病，仍然足够挤爆协和医院。即使报销比例大幅度提高，也一定会有成本控制，病人想用的进口药贵重药未必可以开。病家拿到账单，可能还是看不懂，还是需要医生解释。

《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曾有文章，《医者求医记》。作者孔璞的母亲住院。他父亲也是医生，与其母所住医院的院长也打了招呼。住院十余天里，“主治医师每天早晨查房时过来看一眼，安慰两句，……也不复查。拉住他问病情，每次都是一句话：恢复得挺好，不要着急。除了查房时间，几乎见不到他。”后来的事实证明主治医师判断并不错，不复查是为病人省钱。但他没有坐下来听病人和家属讲几句，以至作者孔璞“甚至还想过找电视台的同学来曝光他的不尽职行为”。

这位作者的父亲反思：“抛开制度的原因，如果医生在治疗时多几句沟通和安慰，多些耐心，也许医患关系就会缓和不少。”

据本周四的《南方周末》（１１月７日），北大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顾晋曾对医疗纠纷做过系统调研，发现８０％的医患纠纷不是医疗差错，而是沟通问题。

体制要搞医保，医生更要自保。话语是人际关系粘合剂。要防病患火气高，医生先请练话痨。即使病患如潮时间紧，多少争取说几句。像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那样，要求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前必须修习一门叫作“叙述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的课程——其实就是阅读和讨论小说（例如以医学院学生为主角的毛姆《人性枷锁》），增强准医生们的沟通能力——对个人来说，也许是改善工作环境的短平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