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了第二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不过看来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推选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艾琳娜·卡根。《纽约时报》紧接着刊登了一篇介绍卡根的长文，说是卡根初到法学院，当时教授间左右两派严重对立——美国是教授治校，教授一分裂，百事都难办。卡根的办法是邀请对立的教授来家吃饭，在餐桌上交换意见，顺利解决了课程改革和招聘新人的难题。《纽约时报》说：这体现了卡根注重饮食的犹太母亲（Jewish-mother） 慈爱一面。

《纽约时报》在“犹太”和“母亲”两词间还用了连字符，当作专门名词。这“犹太母亲”还真是美国大大有名的典型人物，特别在纽约地区。说起犹太母亲的特点，咱们阿中中会觉得很亲切。比如同样注重饮食、特别是要让孩子吃饱。从前，犹太母亲还像中国人曾有的那样，很是重男轻女。有笑话说，卡根央求老妈参加她的大法官宣誓仪式：你一定要来，你要给我托《圣经》的。老妈说：你事情真多啊，好吧好吧，我来就是。宣誓那天，老妈拿着家传犹太《圣经》，对身边一位大法官说：今天要宣誓的人，就是我女儿。然后老妈压低声音咬耳朵：她的弟弟，是律师哟！

当然，这只是笑话，卡根的父母早已去世。

爱得深往往干涉多。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思——他是犹太人——年轻时写小说抱怨犹太母亲对儿子过度关心，管得太紧，作品曾在犹太社区引起很大争议。不过，当他老年回写童年时，犹太母亲的另一面出现了。

２００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反美密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中，罗斯假设美国在二战时也发生了排犹运动。犹太人被下放到南方农村，接受纯正美国人的再教育——这一灵感大概来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某地发生反犹暴乱，下放在那里的一个十岁男孩塞尔顿打电话向罗斯家求救时，罗斯的母亲贝丝——罗斯在书中就用自己家里名字，叙述者就叫菲利普——让塞尔顿镇定下来的办法，就是先让他吃一顿。毕竟，逃命也得有力气。贝丝让塞尔顿放下电话，走去冰箱那里，告诉她里面有什么。然后贝丝指导塞尔顿用那些东西勉强弄顿饭，坐在桌子前，用碗和盘子规规矩矩地吃。

贝丝的冷静令人惊叹。检查冰箱前，她明确地要塞尔顿放下电话；吃东西时她一定要塞尔顿用盘子。但她并不告诉孩子：如果你手忙脚乱搞坏了电话，通讯中断，我就没法救你。她也没警告孩子：你要是太急吃噎了，那是新的大麻烦。贝丝预防着男孩子可能的躁乱，同时，决不给他添加压力和焦虑。出门前，贝丝甚至叫塞尔顿别忘了关灯和挂断电话——暴乱过去后，仍然要付水电账单的。

这让边上听着的七岁菲利普想起塞尔顿的母亲。下放之前，当两家还是邻居时，有次他在塞尔顿家的厕所里，出来时门打不开了。塞尔顿的母亲并不为他开门，而是给他形容可以开门的动作。当菲利普抱怨室内太热时，她让菲利普爬上澡缸拉开窗。她说：菲利普，是你关的门，你一定能自己打开。菲利普想：这些犹太母亲，她们都是那么镇定，那么耐心。

当孩子碰到困难时，甚至生死关头，犹太母亲不哭不发火，不叫“感情被伤害”。她们用冷静清晰的语言，让孩子镇定下来，用自己的大脑认真思考，抓住细节一环一环地自己解决问题。

曾经在华盛顿的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见过一个实验展箱，展示鼠口密度对老鼠行为的影响。密度过高时，老鼠会互相撕咬，或不吃不睡乱跑乱跳，最后全部死亡。从和谐到自绝的转折，是有那么一代母老鼠，失去了带小鼠的兴趣。下一代小鼠没有从母亲那里学得社会生活的行为规矩，自绝就开始了。

五年前，富士康工人连续十三起自杀事件，震动了全国。富士康宿舍的高密度生活，固然在心理上很不健康，特别对那些刚刚离开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的年青人。但是，人毕竟不是老鼠，台湾人，日本人，当年经济起飞时条件更差，他们也熬过来了。为什么这些强国青年对集体生活如此不适应，同室间关系冷漠，彼此以亵语称呼？即使在大学里，室友间关键紧张，也是普遍现象。他们受的都是什么家教？

九十年前，鲁迅先生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终其一生，先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六十多年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之后，“我们现在怎样做母亲”，看来，也成了必须考虑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