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全盘西化”，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皆摇头，期期以为不可，似乎六十年的红色江山要变色了。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调解各种社会关系的两大机制——自觉的道德和强制的法律——在我国，至少后者在形式上已经相当西化。

我国的法律体系，建国初期“全盘苏化”，而苏联的法律基本抄自法国和德国。改革开放后又吸收了一些欧美法律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全盘西法”。

“全盘西法”的最明显表现是民众、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不理解法律，无法应用法律。基层民众的习惯法与国家的成文法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鸿沟。《法律与生活》杂志曾经登过法学研究人员的基层调查。西北某县民事庭庭长对调查人员说：“现在农村很多案子，民法规定的只是大原则，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往往是依照当地风俗习惯、民情来办理的。办理下来，当事人还心服口服。你如果严格照法律办他还不服。”你看，西法与华风，一讼即不同。

那么民众去哪里学习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正确应用呢？靠宣传显然不行。翻开主旋律报纸，上面天天在批判西法的虚伪。上网，《律师风云》（Boston Legal）和《越狱》（Prison Break）那样详细展示司法程序的美剧是禁看的。那就打开电视看中央台吧，不是《国家公诉》这类最终由省委一把手解决问题的所谓反贪剧；就是明清辫子戏，披麻戴孝的村姑，对着县官一个响头磕下去，“青天大老爷在上，民妇冤枉啊！”——这不是教人上访吗？

笔者前几年回老家探亲，在省政府门口，还见到披麻戴孝的女人跪在路边叫冤枉。旁观者说：这种事，三天两头有。不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出台政策：不准穿状衣！如果坚持在领导轿车出巡的大道旁披麻戴孝，只怕要被请进“学习班”，学学贱民远望官老爷的车轿就得回避、肃静的辫子戏规矩。出了学习班还要上访，就会有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的特保将札之一把抓走，关进隐秘地点。上访的道路不但在法治之外，而且是一条高危途径。

宣传靠不住，那就只能靠教育了，从娃娃抓起。美国人对本国法律的熟识，众多法律电视剧固然是一个因素，但那毕竟是消极的收看，他们还有更积极的教育参与。美国中学的公民教育课程，教师不但讲解法律，还让学生模拟法庭辩论。中学辩论队的训练中，模仿１７８７年费城制宪会议对美国立国原则的激烈辩论，是经常性保留节目。

《华盛顿邮报》教育版曾经登有篇文章，谈郊区一家中学的公民课“审案日”。他们每年挑选一件最高法院将要审查的案子，让学生辩论。比如，ＤＮＡ测试在刑事案件中的应用。一个１９９３年被定罪但坚不认罪的“强奸犯”，要求做了ＤＮＡ测试后重申案子，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比较微妙的是，如果ＤＮＡ证明他无罪，但当年审判时ＤＮＡ技术尚不精确，按其他呈堂证据，似乎可以“合理地”判他有罪——就是说，检方并无明显技术错误——那么他能不能要求政府赔偿？

三名学生经过竞争，获得充当“律师”在“大法官”面前陈述意见的资格。另有两名学生竞得“大法官”身分。其他七位“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有九位大法官）包括校长，公民课和生物课的老师，还有外面请来的律师——华盛顿地区有的是著名律师，其中一位是真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儿子。感兴趣的师生都来观看。学生“律师”在卷宗和条文里做足了功课，真刀真枪地论证；“大法官”也是毫不客气，也跟真的一样，鸡蛋里也要挑出骨头来，每个单词都要求用得准确。

一名学生“律师”说，刚开始时，那些法律文件他根本看不懂。几个星期的坚持，大大提高了他的阅读能力。不过，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法治社会的公德：严格按照条文和案例来讨论法律问题，坚持程序正义，而不是动辄习惯怎么样，感情怎么样，或道德怎么样，甚至长官意志怎么样。

这所中学过去辩论过的十六件案子中，有十三件与真大法官们后来的判决相同。

其实我们的学校也可以让学生模仿法庭辩论的，甚至重温１９８２年修改宪法时的各种争论。比如，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在宪法中，但文字上并没有照搬，为什么？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是哪些考虑，使得中央决定原文不宜直接写入宪法？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和面对普通公民的宪法，是否应该有所区别？辩辩这样的制宪大关键，对当前的很多问题，诸如党和群众的关系，民族关系，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互联网的言论尺度等，都是很有教益的。

本文前面提到的西北某县，如果当地的学生上过这样的公民课，或许，他们会劝告自己的长辈，接受那些“严格照法律办”的判决。

孔老夫子说官员从政必须“屏（摒弃）四恶”。“四恶”之首叫作“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先施教育就惩罚，这叫残暴）。我们的民众，去哪里受教、去哪里学习法律的正确理解和正确应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