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１９７２年，中国和美国、日本都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新上台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不跟日本政府打招呼就与中国直接接触的刺激，决心也“独立”行动一次，抢先与中国建交。他遇到的最大障碍，居然是先总统蒋公的人格魅力。

当时田中在自民党内，是五十来岁的年富力强那一档，正想有所作为。不过，那时建党元老岸信介等还活着，他们和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在自民党内也仍然很有影响。元老们说：当年一百万士兵和两百万侨民得以安全返国，蒋公恩义重如山。而且，他们相信，日本天皇得以保全，蒋先生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劝说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最后主意由罗斯福定，蒋先生在１９４３年开罗会议时，曾向罗斯福建议：日本战后的国体，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盟国不宜强加。元老们对此非常感激。他们说：只要蒋先生还活着，我们就不能背叛他。

最后两派达成妥协。田中可以去北京建交，但不能说任何否定中华民国合法性的话——这包括不向北京政府谢罪，因为北京政府所不承认的旧金山和约体系是以民国政府为交战方和缔约方的。元老们说：至少我们不能背叛蒋先生的历史。

这让人想起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关系千万重》一书中讲的，终战时在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维护了“沦陷区”的秩序，没有发生败兵作乱的事，将东南精华地区相对完整地交还中国，再将他当“战犯”处理有点不近人情。那一代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很讲究人情上的“义”，有时未必执着于绝对的善恶。

为着不能否定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方对联合声明的用词很挑剔。周恩来总理曾生气地说：我是个温和的人，对此都感到难以忍受。田中只得央告：（即使他本人不反对）有些话他也不能讲，讲了自民党要分裂。

虽然政治上田中能作的让步有一定限度，先主席毛公和周恩来总理到底也是读过古书的有文化的人，他们也有“义”的一手。毛公当面送田中一套线装《楚辞》。日本政界多是世家子弟，田中平民出身，在政界被很多人视作“乡巴佬”。而在日本颇有文名的毛公——这位能写很漂亮的格律诗词啊——居然送他《楚辞》，当他是文化人！这下把个田中感动得死心塌地，临终前还在病床上一再告诫女儿真纪子：一定要永远坚持日中友好。

后来新世纪小泉内阁要改革，邀真纪子担任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外相。她一上任就宣布，今后将不准许李登辉访日，给了中国政府一个大面子。不过，不知她从哪里学来的欧洲左翼作派，居然批评小布什总统的欧洲导弹防御计划是给德克萨斯石油工业送大礼，引起美国很大不满。自民党大老找了个机会请这位大嘴巴走路。

日本政界一直有股潜流，想要偏离一点美国的轨道，显示一点独立的国格。从田中角荣的抢先与中国建交，到其女儿很出格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再到五年前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都是这股潜流的一时冒头。而中国的对日政策，从１９５５年首次制订重阳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以来，一直鼓励日本政府能有更多的自主表现。尽管“一衣带水”的两边有着类似愿望，但从田中访华算起，四十余年来效果不彰。毕竟，很难想像北京有能力——或有了能力后也会有意愿——为日本提供其所需要的安全保证。东亚有纠纷，日本立即缩回“日美安全条约”保护伞。小泉纯一郎刚上台时，对美国也是不怎么样的。因了东亚纠纷，五年后下台时，居然和布什称兄道弟，还特意去华盛顿告别；布什也亲自当导游，带小泉参观其偶像“猫王”的纪念馆。鸠山的主要执政目标之一是迁走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因了东亚纠纷，美国人还没走，倒是他自己先走了。

中日两国，如今经济上的联系很紧密。但在政治上，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很谨慎地平衡对华和对美关系。其实中国和日本有着文化渊源的共通性，对日外交，中国人应该有一些美国人不具备的优势。蒋公和毛公的故事告诉我们，给日本来点软实力，让日本政界要人感到大国之“义”，不失为睦邻之义。你看，即使小泉那样唱着美国流行歌曲的“新生代”，他其实也有义气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