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老农我最是爱热闹，常在情人节上窜下跳，吴说八道，乱吹猪尿泡。于是被朋友讽刺：“哼，贼心不死。人家年轻人过情人节，你发什么感慨！”

倒也是，情人节在国内流行得晚，所以热衷过节的都是二十来岁年青人。只是在海外，不要说西方，就是台湾也过了几十年了，最初流行时的年青人，如今垂垂老矣，但习惯依旧。现代人活到老，爱到老，你看人家余光中老先生，七十多岁时，情人节还给太太写诗：“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你问我情人哪一天过节／……／握住你的手，我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唯你的生日才是／我命中注定的情人节。”

何况当年在美国过第一个情人节时，小农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嘛。

那时，小农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个节日，尚未认真见识过，当天也没在意。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同在国际猪草联合中心学习的各国女同事，今天怎么唧唧喳喳话特别多？

美国有个人类学家唐纳德·Ｅ·布朗，写过一本题为《人类共性》（Human Universals）的书。人性到底由先天遗传决定还是由后天文化决定？在西方，从哲学到生物学，这是一场延续了百多年的大争论。布朗查阅了各种人类社会的调查，发现超越不同文化的人类普世共性多到超越我们想像，可见基因起相当作用，普世价值其实有生理基础。

比如，共性之一，就是飞短流长，特别当女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是人，不管是生活在巴布亚几内亚原始部落，还是西方工业社会，都喜欢传播小道消息。俺原来以为猪草机构里大家都人模人样地讨论猪界大事，待到咖啡桌边坐下，却发现聊的都是非猪新闻：某俄国猪倌喝多了，开会时脚步不稳坐错位置；某非洲国家的猪倌夫人在精品店偷乳罩，被监视店堂的摄像机拍下来了；诸如此类的。

情人节不但是飞短流长的大好日子，而且是验证流言蜚语的绝妙时机。

女翻译、女秘书一个个溜出去“侦察”了。她们的第一个发现是一位很漂亮的拉丁裔混血姑娘，前几年情人节收到花最多的，今天一枝都没有。然后有人想起前几天见到她躲在小会议室里哭得很伤心。“断了断了，肯定断了”，女士们下结论说。

她们的第二个发现是一位资深翻译的办公室内玫瑰怒放，而且都是昂贵的长茎红玫瑰，但她看上去并不快乐。她们说，这星期从星期一开始，每天有人送来一枝玫瑰。据说这位翻译正在闹离婚，估计是老公发动了“回心攻势”。

有人补充了一条花边，说是见她在地铁里读 Collette 的《Cheri》。小农对小说有兴趣，作者名字似乎听到过，忙问这是什么书。一位法国女士语带讽刺地问：难道你只懂英语吗？Sidonie-Cabrielle Colette 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最知名的女作家，《Cheri》则是老女人热恋小男人的经典。俺也语带讽刺地说：这个题材，那是一定要法国女人来写的。

去年，老农回中心探望，见到那位资深翻译还在，如今升主管了。她见了老农笑嘻嘻地问：Do you miss me？老农赶紧笑着说：Yes, yes。

那位拉丁裔混血姑娘没人送花，花魁就让给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台湾女士。到这年龄，中国女人的优势便显示出来了。身段仍然很好，在海外看，腰还是细细的。据说她收到七盆花。有几个家伙盯着问：“谁送的，谁送的？”台湾女士笑笑：都是默默的钦慕者。

小农觉得这类飞短流长够残酷，但这还不是最残酷一幕。

下班时，那位台湾女士捧着一盆花回家了，大概是她丈夫送的。其余的花呢？

和小农同机赴美的一位女孩说：女厕所垃圾筒里塞满了花。现在里面没人，她说可以陪俺进去看看：看看你们男人花心的下场。——到底是祖国同胞啊，那时，大家对情人节还是颇有看法的，特别在时近春节的日子。

花的命运，其实老农在厨房里已经见到了。那些脸蛋还能露出垃圾筒的玫瑰，算是运气比较好的。被人用力倒插到筒底的，咱就不忍看了。

不知默默的钦慕者是否知晓，他们送的花，竟是蜷缩在垃圾筒底，无言默默褪红妆。

小农那时就猜到，再过十年八年，咱们这儿的情人节，想来也是这洋相。

咱农家第一个情人节，没人送俺巧克力，俺也没送人鲜花。唯一的收获是把 Collette 的《Cheri》找来读了一遍，觉得还是很好看的，结局也是回归道德的正道。不过，不敢让女同事们瞧见，怕被她们扯入办公室闲话的 rich imagi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