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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次唱诗班活动的甜食,俺准备谈谈埃米莉·狄金森的诗 The Brain Is Wider Than the Sky,再比较这次主菜、玛丽安·穆尔的诗 The Mind Is an Enchanting Thing。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5月25日,杨绛先生仙逝,网络上居然又掀起“干革命”还是“做学问”之争,甚至殃及钱钟书先生的学术成就。老农我最爱架秧子起哄啊,此等热闹,自然不容错过。

当然,乃不能指望一个只有中学程度的农民会写什么有意思的东东,无非附庸风雅而已。钱老的《谈艺录》,俺是全程读过的;不过《管锥编》只读过“毛诗正义”那部分,咱们红二们最爱的就是阿毛毛的大喊大叫“不须放屁”啊。不过,俺尽量避免在网上谈《诗经》。“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那些字真心难找,虽说俺很想体验古人穿葛布衣服的愉悦。咱还是随口扯几句《谈艺录》第一节“诗分唐宋”吧。

钱老曰:“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

有些人喜欢说钱老只是掉书袋,缺乏思想创新。但从这段看,钱老四十年代论宋诗,比今日正在书店销售的不少文学史还要高明些。

写诗(注意:是写旧体诗而不是单为欣赏)应该“尊唐”还是“宗宋”,自明代以来迭有争议。理学家往往宗宋;对程朱理学不那么恭敬的,则多以尊唐复古为旗号。明人如前、后七子是尊唐贬宋的,后世也是尊唐的声音更响一些。但是,随着语言变迁,唐人之高浑已近于不可学,倒是宋诗的散文化,比较接近後人口语。由于形式简古,现在几乎见不到有人写像样的五律。唐宋七律三大顶尖高手,杜甫最耐读,李商隐最动人,但要说浅近易学,非数陆游不可。阿毛毛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像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但他自己的七律,实在是离宋人更近。

这个问题对于不读诗的人完全无意义,对于不作诗的人近乎无意义。但钱钟书是无锡的世家,而无锡是什么地方?苏州作家陆文夫曾说过,从前(伟大领袖毛出习发动文革之前)在苏州的茶馆,有时可以见到寻常巷陌、寻常衣衫的老头在争论古籍里的高深问题。无锡也是文化蕴藏十分深厚的地方。记得某年《光明日报》有篇文章,讲几位退休乡村教员,靠着乞讨化缘,居然建了个“吴文化博览苑”,有一批具有浓郁吴地风格的明、清复原古建筑群,还附设了吴学研究所。以今日大强国之遍地痞风,这种事只会出在无锡、苏州那样的明清两代迭出状元的地方。对于钱钟书和他周围的朋友来讲,尊唐还是宗宋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问题,关系到今后格律诗的走向。

钱钟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超越了前人藩篱。引用了西人关于文体风格的论述后,他把“唐诗”、“宋诗”的说法从文学史的断代(这至今仍是强国文学史的通常写法)转为文体学的两种风格:“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这样就从对立转为包容,不再是一种诗风的崛起必须铲绝另一种诗风,而是两种风格并存于整个文学史,但是在某些时代某种风格表现得特别突出。钱老说唐有宋调,如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宋也有唐音,如柯山、白石、九僧、四灵。甚至“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

猜想钱老有为宋诗辩护之意。后来他去编《宋诗选注》,这里已露端倪。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是“共时性”的,由于共同的结构要求,任一时代的文学都有之前之后的文学之元素。不知道钱老是否受了结构主义的启发。但在他写《谈艺录》的时候,结构主义还不是显学,这里应该有相当创见。

可能有人会问:在十四亿强国人里至多只有千把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上有所创见,又有什么了不起?老农脚得,这事的意义首先在于保存文化基因。钱老大概对绝大多数强国人是否感兴趣毫无兴趣。他并不是个迂夫子,路上碰到,决不会硬拉着人非要谈唐诗或宋诗,更可能的还是请客上西餐店吃掼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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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吴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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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外语,职业外事。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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