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上星期（１１月３日）刊发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美国人魏一帆（Tim Hathaway）的文章，《中国人的感情为什么容易“受伤”》。他觉得这和中国曾受过西方侵略有关。他谈的是国人和洋人打交道。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国人之间打交道，感情也是很容易受伤的。或许，这里还有一些思想方法上的和气质上的原因。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感情容易受伤害的根本原因，是把愿望当作了已经存在的现实。比如，敝人上次在本博客谈到的选举贫困生（见拙文《穷得坦荡荡，学到真好好》，１０月３０日）。你可以将家庭经济状况当隐私，这是你的自由；你不必将自己的相对贫穷整天挂在嘴上，这不是人情之常。但你最好理解，你的愿望不会自动成为现实——这种“隐私”守不住的，周围的人早晚心中有数。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就不会在发现别人其实知道时，觉得感情受伤害，觉得没脸见同学，吃饭时躲得远远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学了科学，就能自动跳离将愿望当作现实的心理陷阱。新华网数次登据称是过一位旅美华裔物理教授的诗，《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诗中说：“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当我们闭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等等。这位教授已退休，按年龄看，应该未受过革命洗礼。本人这样接受了国内全套红色教育的，一看就觉得这“诗”很幼稚。

辩证法和东共党史都告诉我们：事物处在永恒运动之中，没有什么最终结局；运动的依据是事物内在的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在应付一种倾向的同时，要注意暂时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毛择东同志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所谓政治课，就是让你树立一个唯物辩证的科学世界观，并在气质上变得乐观坚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管哪个方向来的问题，有问题就处理，而不是像个长舌妇似的整天抱怨感情被伤害。

我们对政府要求不断。上月底北京大雾，引起人们对空气质量的关注。我国测的是１０微米大颗粒，因为北京烧煤的人越来越少，都改烧天然气了，所以环保局的数据是空气质量越来越好。但人们现在要求环保局检测可以渗透肺部、对健康危害更大的２．５微米细颗粒。因为汽车越来越多，细颗粒排放量增长，民众的肺部感觉是空气质量更糟了。如果环保局质问记者：“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一定被网民唾沫淹没。

我们对他人不断要求。近日，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了《２０１１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据调查，千万级以上富豪，１４％已移民，４６％拟移民。舆论说富人移民是财产和人才的双重损失。不过，富人留在国内，也经常被指责为富不仁、捐款不力。有没有富豪敢发个微博抱怨，“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我们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苏联未解体时，毛择东同志亲自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商谈遏制苏联扩张的中美协调行动。苏联解体后，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解决了，又开始考虑党的利益。每逢苏联忌日，都要讨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复亡教训，感情比俄国人还深。普京宣布再次竞选总统后，看我们某些同志的赞扬文章，似乎巴不得我国北部边境再次崛起一个大帝国。不知有没有俄国佬在困惑地问：“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我们对美国更是如此。美国不和中国做生意，那是“封锁”；现在大做生意，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又大叫“剥削”。好在美国人特别现实，他们通常不会为这点事大叫“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这种特别现实，也体现在美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欣赏上。今年是赛珍珠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下图为电影剧照）出版八十周年。当年这本书横扫美国排行榜，并使赛珍珠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史首位女作家。评论家们将《大地》与福克纳同期出版的《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相比较，他们说福克纳笔下的密西西比农民充满辛酸怨恨；而《大地》中的中国农民，面对艰难困苦，坚韧不拔。这样的气质，感动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的美国人。难怪福克纳说，如果赛珍珠可以得奖，他宁愿不要诺贝尔。不过，后来诺贝尔奖真的给他时，他又乐颠颠直奔斯德哥尔摩。

美国电视界大姐大奥普拉曾在她的读书节目中领读《大地》（２００４年）。我们中国人，在很多美国人眼里，其实像大地一样现实坚硬。

（本文于今日见报）